人生的轨迹只有回过头来才能看到。这条弯弯曲曲的轨迹上一定有一些拐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点改变你的人生。这些拐点有的是社会强加给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变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愿望。拐点之后，或是方向变了，或是其中的内容与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变换了一片风景。
我人生两个重要的拐点都出现在1984年。它们全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出现的，一个在生活上，一个在文学创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天津长沙路思治里阁楼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单夏日里酷暑煎熬，无法写作；随着作品的影响愈来愈大，招来的各种人和事愈来愈多，每天从早到晚小屋里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很难安静下来。这期间，我已经在市文联和作协担任副主席，这种职务虽是虚职，不坐班，但碰到单位有事就跑到家中来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记者和约稿的编辑以及登门造访的读者。那时既没有电话联系，有事也没有先约定的习惯，想来就来，门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冯骥才的家吗？”推门就进。最尴尬是吃饭的时候，既不能把人挡出门外，又不能停下来不吃，只好边吃边应酬，有时觉得像表演吃饭，很难受。
再有，我那时的书桌也是饭桌，吃饭时要先挪开桌上的书稿信件。客人来时，儿子就要躲到阳台上做作业。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单位和上级领导。在计划经济时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亲娘亲不如领导亲。幸好，当时已有“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一说。这时，市委已经有个说法，要为我和蒋子龙解决住房的困难，正好我住的思治里的房屋属于一个被抄户的“查抄产”，也要平反落实政策，那就得分给我们房子，我们搬走，好给人家落实房屋政策。
紧接着我赶去北京开两会。一天中午饭后，黄苗子和丁聪二老约我到他们房间里画画，吴祖光先生也在一起。那纯粹是会议期间忙里偷闲的“文人雅聚”，我们正在写写画画、说说笑笑间，忽然张贤亮穿着拖鞋跑来，说我妻子来电话了，叫我快去接。我跑回房间拿起话筒，就听妻子同昭兴奋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她说咱们的房子分下来了，一大一小两个单元，她已经从房管局拿到钥匙了。我高兴得真想蹿起来翻个跟斗，马上跑到黄苗子房间，把这惊天的喜讯告诉三老，话一说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当即，丁聪为我画了一幅漫画像，这张像真有当时喜极而泣的模样。吴祖光随即题了“苦尽甘来”四个字，只有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深知“苦尽甘来”是什么滋味。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画上写了四句打油诗：
人生何处不相逢，大会年年见大冯。
恰巧钥匙拿到手，从今不住鸽子笼。
如今三老都已辞世。他们可爱又真诚以及当时欢快的气息都清晰地记在我的心里。
政协闭幕的第二天，我和妻子同昭就拿着钥匙兴冲冲去到了新居——云峰楼高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的城市最早盖起来的一座高层楼房，毗邻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胜利路上，高达十五层，这已经是当时顶级的高层了。楼内有两部电梯，外墙装饰着精致的黄色马赛克瓷砖，单元的格局很新颖，据说图纸来自捷克。这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一座梦之楼。
我的住房是对门的两个单元，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每个单元都有单独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小的浅绿色塑料澡盆。由于我们位居第八层，周围没有更高的楼，视野广阔，阳光无碍，站在屋里，外面的街道、车辆、行人——连整个城市好像都在脚下，屋里一片通明。听说这座楼采用了先进的船形地基，轻体墙壁，八级地震也奈何不得，再也不会遇到一九七六年那样的灾难了。我当时便有一种异常奇妙的感觉——从此我们的生活要转弯了，前头的风景一定美好。
转天我们就带着清扫工具到新居打扫房屋，扫净水泥地，擦亮玻璃窗，用清水冲洗过的水泥地面的气味，混同着我们欣喜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能感到。当时没有做任何装修，甚至墙壁都没粉刷就搬进去了。
然而，我从旧居搬到新居时，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当年我们是在一无所有时结婚的，1976年又经过一次倾家荡产的唐山大地震，家中很难再有完整的家具。我在《无路可逃》中说过，我的家经过两次从零开始，一切物品全是两次“出土”。所以在我搬进新居时，开电梯的姑娘小张说：“冯老师往楼上搬了七电梯东西了，怎么除去乱七八糟破桌子破椅子，锅碗瓢盆，其余全都是书？”
在最后离开思治里时，我把在这个生活了长达十六年、大地震时几乎要了我命的住所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为了更好地记住，然后关门下楼。待下到了二楼，我忽然想到什么，又返回三楼，我知道还落下一些手稿，时间太久了，我甚至忘了这些手稿上边写了些什么。我暗暗对着残稿说：
“你永远留在这里吧。你是我的历史。”
于是，我生命历史的一个长长的阶段才算画上句号。
此时此地是我的一个拐点，我从这里拐向另一样的天地。
（本文选自冯骥才散文集《世间生活》）
原标题：房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