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近年来的观察和比较，阅读中国古代经典，比死记硬背更高明的方法至少有四种：一是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二是苏东坡的“由此及彼”，三是鲁迅的“从字缝里读出字来”，四是胡适的“于不疑处有疑”。
“不求甚解”并非偷懒，而是避免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某些模糊语义作过度解析，不受注释的束缚，不认死理，不削减必要的灵活性。《诗经》中的《关雎》，明显是一首情诗，然而《毛诗序》将它与“后妃之德”连线，唐代学者孔颖达说这首诗是文王用来教化民众的，宋代学者朱熹干脆以武断的方式坐实诗中的“君子”是文王，“淑女”是文王的妃子太姒，弄得大家都没了想象的余地。难怪古人早就强调“诗无达诂”，以《关雎》这首经典诗作为例，古今学者对它的诠释各不相同，但都算不上标准答案，对领略这首诗的韵味、情味和趣味帮助不大。
苏东坡参加殿试时，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一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文坛领袖欧阳修都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书。后来，欧阳修当面询问得意门生，苏东坡的回答却是“何须出处”，令欧阳修闻言一怔。于是，苏东坡告诉恩师欧阳修：“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解中。”欧阳修回家查书，并没有找到那句话的来龙去脉，仍是一头雾水。过了几天，欧阳修再次询问弟子，东坡回答：“曹操将袁熙的正妻赐给儿子曹丕。孔融说‘以往，周武王灭商后，也曾将妲己赐给弟弟周公旦为妻。’曹操问道‘哪本书上有这个说法？’孔融笑道‘以今天发生的事情去推理，我猜想当时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吧。’尧帝和皋陶的一问一答，我猜想也应该是这样的。”欧阳修闻言大惊，回头感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东坡把死书读活了，用的就是“由此及彼”的推理法，这种“化骨绵掌”，他用来得心应手。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道出“从字缝里读出字来”，那就是“吃人”。狂人以这种方法翻阅“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产生不少幻觉，也弄出不少骇人听闻的新解，因此不被社会所容。这似乎说明了狂人的读书方法出了问题，脑袋有了毛病。事实上，这种读法是某些怪才、鬼才的拿手好戏。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胡适强调“做人要于疑处不疑，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学问的初步必定是读书。对某些经典名言质疑，能够试得出思考的刀刃是否锋利。金岳霖曾笑评经典民谚“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逻辑错得离谱，如果前提成立，推理的结果就是“仁义价值一大堆粪土”，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这首《题西林壁》具有普适群生的哲理，用它来形容人们身迷书山之后的困惑，也很贴切。阅读经典，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瞧了正面、反面还要瞧瞧侧面，看了字行还要看字缝，直到悟出个道道儿来。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讲到了点子上。怀疑者的鹰眼和探索者的虎气必不可少，否则，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就比瞎子摸象的效果还要差上一截。须知，大量典籍形成一个巨形矿场，在其中，有些人挖到了金子，有些人刨到了玉石，有些人却空手而归，垂头丧气，这是能力问题、方法问题，绝对不是运气问题。
原标题：阅读经典要有鹰眼和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