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电影《黄金时代》上映。除了讲述作家萧红曲折的人生故事，也呈现出一群热血飞扬的文学青年的样貌，其中就有罗烽和白朗。
在东北作家群中，罗烽、白朗有自己独特的光芒。烈焰般的革命旅程、悲怆的创作旋律、相知相守的爱情，这些构成了这对烽火中的伉俪绚丽多彩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们像翱翔在战火中的北方的鹰，俯视着大地和人民，用冷峻的文风和深沉的情怀提升了东北作家群血的热度和星的光华。
最初的路
午饭时间刚过，沈阳师范大学食堂门口稀稀疏疏地走过几个学生。旁边的小路上，巫晓燕教授远远地冲我招了招手，她的怀中抱着一本书——《罗烽白朗研究》。作为《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这部著作凝聚了巫晓燕巨大的心血，也因此让她更加走近了罗烽和白朗的人生。
“在东北作家群作家中，罗烽和白朗始终是独特的存在。”巫晓燕说，“尤其是罗烽，作为东北作家群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既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更是一名战士。”而妻子白朗则用女性独有的笔触，完成了最精细的书写。“可以说，两人创作之路的成长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上弥漫的重重战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巫晓燕说。
罗烽，原名傅乃琦，1909年12月13日出生于沈阳城南小镇苏家屯。1927年3月间，罗烽来到了哈尔滨，考入松花江北岸呼海铁路传习所，并在那里参加了同班同学、从北京来的中共地下党员胡荣庆组织的读书会，从此开始阅读中外名著。“这些书不仅使他懂得了革命道理，更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也使他踏上文学的征程。”巫晓燕说。
1929年夏天，罗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北满第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干事。“罗烽和同姨表妹白朗（原名：刘东兰）的完婚也是在这一年。”巫晓燕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罗烽曾协助抗日名将马占山安全北撤。1932年初，杨靖宇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东北反日总会会长，罗烽也调到道外区担任宣传委员并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在杨靖宇领导下负责北满的革命文艺运动。
1933年，罗烽、金剑啸在哈尔滨组织起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又在长春的《大同报》上创办文艺副刊《夜哨》。“《夜哨》的刊名是作家萧红起的，金剑啸画的刊头，意思是在漫漫黑夜里，有我们的哨兵在监视着敌人，保卫祖国。”巫晓燕说。
在家国危亡时刻，一条以笔为枪的救亡之路在罗烽和白朗的脚下开始向着远方延伸。
温柔与犀利
“罗烽和白朗的作品风格很不同，罗烽敏锐犀利，白朗温柔细腻又不乏壮阔，但主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揭示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抗争。”巫晓燕说。
比如在小说《呼兰河边》中，罗烽就精细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十二三岁的放牛娃和他棕黄色的牛犊一起无辜地被抓进日本铁道守备队的防守所，防守所里的士兵“仿佛决斗获胜的武士那么兴奋”，为了坐实男孩“通匪”的罪证，他们日夜拷打其单薄而瘦小的身躯，孩子垂死的呻吟与牛犊悲哀的嚎叫交相呼应，弥漫在小说文本的每一个角落，刺激着读者的神经。罗烽清醒地预见到这出发生在呼兰河边的悲剧，也即将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上演。
和罗烽不同，白朗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九一八事变后，在丈夫罗烽的影响和帮助下，白朗参加了反满抗日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开阔了白朗的视野，使她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所以白朗的创作从一开始思想倾向就非常明确，那就是揭露黑暗，歌颂反抗。这在她的代表作之一《沦陷前后》里也有很深刻的体现。”巫晓燕说。
小说《沦陷前后》里，白朗记录了民族蒙难给自己带来的毁灭性记忆：“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这记忆永远不会从我的脑子里溜走。1931年9月18日。”“故乡，仍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故乡的同胞，被嗜杀无忌的魔鬼生吞活剥了，开膛破肚，奸淫抢掠了！”
作为共产党员，罗烽更多地站在全局高度，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全民抗战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他的代表作之一《满洲的囚徒》于1938年连载于《战地》杂志，取材于罗烽自己在狱中的经历，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斗争精神。主人公申博和葛笠，经受住了生离死别的考验。在敌人的铁牢里，粉碎了敌人“为了正义，才扑灭共产党”的无耻谰言。在“满洲囚徒”申博的信念中，早已决定了一个民族解放的革命战士的命运是“要争取光明，而死亡在黑暗之下”。
也正是这灵魂深处的痛苦挣扎，这无私而尊贵的牺牲精神，这崇高的民族气节，建构起民族精神的神圣性和完整性，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的内在动力。
延伸的“鲁迅精神”
1935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和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一样，罗烽与白朗也开启了流亡之路。他们登上列车奔赴上海。经舒群介绍，两人认识了周扬并接上党的关系，随即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罗烽在上海的两年间，尽管生活动荡不安，但他的创作热情不减，仍奋力挥笔写作。仅在1936年，就发表十几篇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巫晓燕介绍说“白朗当时虽经历生育之苦与丧子之痛，也依然笔耕不辍，写下《伊瓦鲁河畔》《轮下》《女人的刑罚》等代表作品。”
而此时在上海的鲁迅已是在病重之中。得知罗烽、白朗到上海后，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特意提到说：“你的两位朋友南来了，很好，等身体好些再见他们。”鲁迅先生病故的那天中午，罗烽、陈荒煤、舒群等刚刚开完党小组会，在环龙路街角的小餐馆看到“号外”上的噩耗，三个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鲁迅对于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帮助和影响都是巨大的，罗烽尤其明显。在罗烽行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鲁迅的精神也贯穿其中。如在《沦陷前后》里，罗烽描写犯人“每个人都在贪婪地呼吸着珍贵的空气，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若不是这样紧张活动，那每个人都很像一具尸体了”。在短篇小说《狱》中，那段“直到皮鞭抽到他脊梁上，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过于放肆了。狱卒一眨眼的工夫，他面向墙壁窃笑起来”。这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这般神似。
此外，鲁迅杂文式的语言、非现实主义手法都可以在罗烽的作品中找到痕迹。
永远的“战歌”
因为流亡的生活，东北作家群中的作家大多都对故乡有着深深的思念。罗烽和白朗也不例外，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对黑土地的描绘。罗烽的描绘极具战争美学沉郁悲怆的色彩。如在《满洲的囚徒》中，罗烽描写主人公刚被逮捕时的情形：“车子横穿过富有俄罗斯古风的大街——大直街，街的尽东头，那耸立着的浅绿顶的教堂之下有我的家，有我的父母和年轻的妻。”而白朗的作品中对东北文化、人民的描摹，更像一幅幅风俗画，在《沦陷前后》中她这样描述对故乡的感情：“我张着被松花江畔美妙的秋夜所陶醉了的眼睛，眺望着南方，眺望着远天，那颗发光的星星下面，不是我的故乡吗？”
此外，“对女性的特别关注也是白朗行文的主题。”巫晓燕说：“梁山丁曾将白朗与萧红并称为‘东北女作家中的拓荒者’，在她的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占有相当的比例。白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为女性作家的身份，也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自身的优势，深入女性世界，发挥女作家的独特感知，把女性的整个情感世界与内心世界完美地展现给读者。”
作品《四年间》里，白朗塑造了主人公黛伽的形象，“婚后的黛伽身体一条条地孱弱下去，精神也一天天地萎靡下去，笑容很少在她的脸上出现”。白朗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挖掘婚姻、家庭、生育、社会以及传统守旧的思想等各种因素对于女性自我解放和个体价值实现的压制。在巫晓燕看来，“白朗笔下描写女性的作品有向上向善的动力，也有强烈的悲壮情怀”。
1941年，罗烽抵达延安，与白朗会合。在延安期间，罗烽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一系列杂评散文。白朗1945年入党，1946年任《东北日报》副刊部部长等职务。
可以说，从罗烽和白朗的第一篇创作开始，他们的笔就不只是书写的工具，更是战斗的武器。文学创作正是他们革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
正如罗烽所说：“冬天冻不死春天。”于是“火红的歌”终于“战胜了白色的水”。
罗烽、白朗与萧军、萧红的友谊
罗烽、白朗与萧红、萧军的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哈尔滨。1932年哈尔滨发大水，萧红逃出旅馆找到了萧军。而当时，罗烽正是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宣传委员，和西区宣委金剑啸一起负责领导北满文艺运动。
当时在罗烽周围活跃着一大批左翼文学青年。为了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在长春《大同报》和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和《文艺》，同时组织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白朗、萧军、萧红、舒群等都是这些活动的中坚人物。他们不但负责撰稿还担任剧团的演员。在排演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时，萧军扮演了一个受律师诬陷而被迫当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扮演律师太太。在排演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又名女佣）时，萧红饰演一个生病的老妇，舒群演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
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萧红和萧军处境十分危险，罗烽、金剑啸劝说萧军、萧红撤离北满。
1935年，罗烽夫妻二人经沈阳到旅大乘日本商船“大连丸”号潜赴上海，投奔萧军、萧红并曾暂时寄居在二人的家中。不久之后，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的关系并加入“左联”，这时他们的生活才有了点着落。几个东北人一起办刊物写文章，1936年这一年，上海的《中流》《作家》《光明》《海燕》《文学界》等文艺期刊较集中地刊载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白朗等人的作品，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他们的作品充满浓烈的反满抗日爱国精神，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
1937年，罗烽、白朗和萧红、萧军又在武汉会合。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互相扶持，让这段在战火中凝结出的友谊更加牢固。
1938年，罗烽、白朗逃亡到重庆。萧红和萧军分开后，也辗转到重庆。当时，罗烽不经常回家，多数在重庆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楼的“文抗”会所。已经重孕的萧红就在江津白朗家待产。因为萧红没有御寒的衣物，白朗的衣物虽然也不多，但她仍尽其所能为“月子”里的朋友带几件衣服。现在人们所见的一张萧红在香港的照片，身上穿的那件毛皮短外套就是白朗赠送的。
后来，萧红随端木蕻良悄悄去了香港。萧军则活跃在延安。皖南事变后，白朗、罗烽先后也去了延安，因为时局动荡，两人和萧红断绝了书信。据说罗烽、白朗走后，《新蜀报》上还登有萧红给白朗的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白朗还惦记萧红：“红一定脱险了，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延安的。”
在延安，罗烽、白朗和萧军也一直笔耕不辍。1941年“九一八”十周年这天，罗烽、白朗、萧军等19名作家联名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题为《为“九一八”十周年致东北四省父老兄弟姊妹书兼寄各地文艺工作者》的信。
1942年4月8日，罗烽和白朗在延安惊悉萧红客死异乡的消息，两人悲痛万分，白朗写了《遥祭》一文纪念萧红。
萧红诞辰70周年的时候，罗烽和白朗又写下名为《满庭芳·纪念挚友加战友萧红七十诞辰》的词作。可以说，对于萧红和萧军来说，罗烽、白朗既是好朋友，更是他们前半生经历的见证人。
原标题：罗烽、白朗：火红的歌终于战胜了白色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