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八一建军节，我总爱回忆战友的旧事。想起了在团里当干事时我们的一位副政委，他有许多让人钦佩的经历。我没有他的电话，便找一位战友帮忙打听，一问，副政委健在，已经九十有余。
副政委叫吴登才，1946年入伍，那年他十六岁。
入伍三个月后，副政委所在的部队过黄河南下。那是枯水季节，全团每个人抱着个秫秸个子，往水里一扔，河面上便出现了一条半隐半现的“浮桥”。他们踩着秫秸个子，“咯吱咯吱”，一颠一颤便到了对岸。
我们团是海防守备团，防区内有十多个无比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一次清扫工事回来，副政委问：“你们知道这工事是哪个部队修的吗？”不等我们回答，他接着说：“那是1954年，先是说让我们去朝鲜支援战后建设，都上了火车，又撤销了命令，把我们拉到这里修了这些工事。”1954年，我们这些人刚上小学。
一次，看完电影《江姐》，他听我们在值班室里谈起渣滓洞、白公馆，便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后一个月，他们部队开进重庆，过磁器口时，国民党军队放的火还在燃烧。
多年后，他来京看儿子，那时距他转业离开部队已经三十个年头，当年精神抖擞的中年军人，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老者。他第一次和我谈起了早年转业的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军队整顿，超出编制的一些干部要转业到地方，那时叫“削肿”。副政委——至今我还是习惯称他“副政委”——说：“你记得吧，咱们团编制副职只有两个，实际上配了七八个，安排一些干部转业成为一种必然。”他1979年转业，那年还不满50岁。程序很简单，师里的一位领导和他谈了一次话便确定下来。就这样，他转业我们团所驻的那个县，一直到他离休。
刚到地方，一切都是生疏的，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一天都要处理种种矛盾。副政委说：“不懂就学，先当小学生。”财贸系统工作涉及与工商管理、税务、粮食、商业、金融相关的十多个单位，那些日子，他每天都到这些单位转。人家有空儿，他向人家请教，人家没空儿，他就在一旁听，很快，全系统的人都熟悉了他，说他挺随和。挺随和的人也有很固执的时候。他接手了全县清仓查库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是“查验国有资产”。说人家不配合吧，每个单位对他的到来都热情有加；说人家配合吧，又多是磨磨叽叽，不愿意把家底子亮开。副政委说，配合也好，不配合也好，他不着急，更不训人，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讲明原委：“国家要改革，经济要发展，不弄清家底子，怎么改革，怎么发展？”他一次次地去，一回回地讲，终于，表格上的，表格外的，全呈现在他面前。历经一年多，清仓查库的报告终于摆在了县政府的会议桌上，数据翔实，为这个县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县委书记和县长说：“老吴，你为县里办了件大事。”
每个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只要一阶一阶地攀登，就可抵达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可是，很多时候，你必须在抵达某一个高度前停下来，将手中的火炬传给别人，这叫继往开来。
副政委对个人职务的高低看得很轻。
他让我看他腿上的两处弹伤。一次战斗中，他的腿部被子弹击中，战斗结束后简单包扎了一下，却发现腿迈不开了，费尽力气才挪了不到一里地。因为流血太多，他坐在地上起不来。一位战友架着他，又走了一段路，遇上担架队，才得以把他送到医院。他说自己命大，腿保住了。从这以后，只要是阴天、雨天，伤疤便会发痒。我轻轻地抚摸那两块伤疤，那是凹进去的两个小坑，能放进去一个核桃。
解放战争打汤阴，他们挖地道进入城里后，被敌人围在一个院子里，战斗僵持不下，十分激烈。突围过程中，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大家索性俯身在城外干涸的壕沟里，趴在双方交战留下的尸体上，一动不动。敌人大概把他们也当成了尸体，在壕沿上转悠了一会儿就走了。白天不能动，一动敌人就会发觉。天黑后，沿壕沟进来一支小分队，是自己人。在小分队的指引下，他们终于回到了部队。从地道进去时，他们是三十多人，出来时，只剩下几个人。
还有鲁西南战役羊山集一战，他们连200多人，战后点名，能站起来答“到”的只有8个人。回忆起往事，副政委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了，泪水不住地流。顿了一会儿，他又说，参军时，他们一个村出来8个年轻人，有伤残的，有牺牲的，健在的只有他和另一个转业到江苏南京的同志。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那次见面，告别时他非要送我一段。八十岁的人了，走路时依然脊背笔挺，脚板落地扎实。
如今，副政委和在那座小县城里生活的大多数老人一样，早上到河边走走，上午带着老花镜看看当天的报纸，有时看一会儿手机上的微信。他也时常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想起牺牲的战友，心里不好受。
在电脑上敲完这段文字，我和副政委通了个电话。他说，他身体还行，只是右耳听力完全丧失，左耳听力也不好。我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身体总会有些毛病，去医院检查检查，配个助听器。”
放下电话，我笑了，因为我这个老兵也年近八旬了。
原标题：程步涛：老兵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