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专章，开宗明义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并列，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并系统阐述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战略部署。这对构筑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世界科学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以下简称“世界三大中心”），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基础的重要抓手。现阶段，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顶尖科技人才培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建设、科技创新型领域企业培育、引进世界顶尖科技人才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弱项。为此，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有组织科研”（state-organized research，SOR）概念，希冀以此为抓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
对于有组织科研，学界已有系列研究。基于前期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本文认为我国现在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的中级阶段。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战略需求的迫切性，需要以国家力量、国家意志开展 SOR，通过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集中攻关关键技术领域，提升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水平，完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等措施，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当然，世界三大中心的转移是以百年尺度来衡量的，需要教育、科技、人才各战线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实现到 2035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发展目标。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国家系统和创新两方面的内容；从哲学思想上看，其是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国家体制”和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综合与提升。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国家为了促进技术创新而设定的一组制度或机构。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改进制度设置，积极推动适合创新的政策供给，促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反馈，提升学习新技术的国家制度及其激励机制和能力。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载体是相互作用的网络或系统，其目标是促进资源在各主体间的合理、高效分布。政产学研是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
课题组从复杂性科学维度认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内在机制的作用下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和系统演化，具有“三阶段”模式动态演化特征。
A 阶段（低级）：自发市场行为阶段。在此阶段，受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由创新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自发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尚不成熟的时候，产学研由一种自下而上的被动需求拉动，逐步形成零散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在此阶段，大学、科研院所向创新企业转让技术，企业委托大学、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开发，但并不能形成有序的复杂系统，政府超脱于具体合作关系之外。该阶段的科技创新通常缺乏国内外竞争力，国家创新政策也通常不够完善。
B 阶段（中级）：强势政府行为阶段。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为了应对国外技术竞争，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竞争，有必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扩散的成熟体制尚未形成，而政府主导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最为直接、高效的方式。在此阶段，政府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位置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较强的纽带作用，使大学、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等主体形成三螺旋结构；一大批重点科技项目、工程、大科学装置及国家整体创新资源布局等都要依托国家力量推进，政府在创新体系中处于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
C 阶段（高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创新自由阶段。随着国家创新体系日臻成熟，国家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创新政策环境日趋完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螺旋结构不断上升，政府直接介入创新实体的行为逐渐减少，更多转为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而科技创新型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主体功能更为强大，具有更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各类各层级科技人才的内育外引能力不断增强，培育出较为成熟的市场主导平台，从而达到新一轮“自由王国”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运作状态。
根据当前的初步判断，我国处于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 B 阶段（中级）。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现状、科技实力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矛盾关系，意味着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 SOR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终实现从 B 阶段向 C 阶段的跃迁。
科学研究模式变迁：国家有组织科研的内涵与意义
从科学发展史看，科学和科学家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彼时科学活动多由兴趣驱动开展自由探索。自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融合，以及科学活动本身复杂性的加深，科研活动的有组织性不断加强。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计划”实现了集科学、军事、工业于一体的有组织大科学计划。1945 年，美国发布了《科学：无尽的前沿》（“布什报告”）创立了国家资助科研模式，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科技政策。此后，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欧盟“伽利略计划”“地平线计划”等，均是 SOR 的生动体现。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各学科领域科学活动的深度交叉融合和应用指向，各国不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方向引导、布局统筹和重点资助，科研活动更多展现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前沿，具有战略性、导向性的 SOR 模式。
SOR 指以国家行为推动科技研究选题、研究工具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协同创新方面体现国家意志，凝聚国家力量。SOR 有助于确保我国科技创新的前瞻性、独创性、系统性和战略性，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SOR 是科研活动由自由探索向有组织活动演化的新阶段，并不意味着排斥自由探索；相反，在 SOR 模式下，自由探索具有巨大价值和施展空间。一方面，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意味着过度组织化和自由化都不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领域，急需科研人员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科技前沿，以强烈的探索精神勇闯无人区（以“两弹一星”工程为案例，极富探索和创新精神的“于敏构型”对实现 SOR 的目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 SOR 重点资助前沿领域和冷门绝学，也有利于更好地保障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的自由探索。
褚建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融媒体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前沿科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科学传播、科技人才政策、STS等及其与大数据分析、计算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王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计算社会科学与融媒体研究所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学哲学。
文章节选自：褚建勋,王晨阳,王喆.国家有组织科研：迎接世界三大中心转移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探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5):708-718.
原标题：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三阶段”模式与实施国家有组织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