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祖国山山水水
1946年底，吴汝康考取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读研究生，研读体质人类学。三年后，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导师都劝他留下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发来邀请函，邀请他去该校任教。
但吴汝康却断然谢绝了。
他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物质生活，更放弃了学术资源和研究环境。当时，也有人劝他追随国民党南下，毕竟他的妻兄已经成为国民党的新闻界要人，可以为他安排收入很高的工作。
吴汝康选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辗转到达大连医学院，在解剖学系任教。
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人生抉择，绝不是偶然突发奇想，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自幼养成的对祖国深厚的爱。他回忆说，自己“热切希望中国能很快强盛起来。祖国不强盛，外国人就看不起你，你就要受气”。
在大连工作的时候，没有现成的中文人体解剖学教科书，吴汝康为学生授课，讲义用的是他自己挤出时间编写的油印本。
1952年，他偶然到中科院看望朋友。正好遇到时任中科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
杨钟健与他攀谈起来，推心置腹地说：“吴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就读过您的大作，知道您在美国专攻人类学，您回到了祖国，又在这里碰到您，真是太巧了。我现在正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周口店遗址发掘已重新开始，欢迎您来参加研究工作。您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体质人类学家，参加‘北京人’的研究，可以加快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这对树立我国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形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汝康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待遇等问题，当场应允，“为发展祖国人类学贡献力量是我的夙愿”。
次年，他便开始兼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主持了大量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古猿化石，大多是经过吴汝康测定，并由他研究或者由他主持研究的。
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研究了北京周口店1949年以后发现的直立人肢骨、牙齿和下颌骨，陕西蓝田陈家窝的直立人下颌骨和公王岭的直立人头盖骨，安徽和县直立人头盖骨，湖北梅铺的直立人牙齿，河南淅川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牙齿，广东马坝的早期智人头盖骨，山西丁村的早期智人牙齿，四川资阳晚期智人头盖骨，广西柳江晚期智人头骨、脊椎骨、髋骨和大腿骨，广西来宾的晚期智人残破颅底骨，内蒙古乌审旗的晚期智人顶骨和大腿骨，等等。他从事田野研究，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有些地方的考察环境非常艰苦。有一次在云南，亲历者回忆田野考察时住的屋子，“夜里，房顶天花棚里的老鼠开始出来乱窜，如果他们不把食物用铅丝吊挂在空中，就会被老鼠毫不客气地吃掉”。
吴汝康自己回忆田野考察的情况时却说，“在野外寻找化石，穷乡僻壤，翻山越岭，得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身躯的疲劳，夜晚睡上一个好觉，便恢复了。在室内研究，白天凝神思索，夜晚入睡后，脑子里还会思绪沸腾，浮想联翩，不得安眠。但是有时脑子里会突然产生一种想法，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可能便是所谓的‘灵感’。可是早晨醒来，却忘记了。于是我以后每遇到这种情况，便打开床头灯，在床头的小本子上记录下来，很有启发。”
这就是吴汝康对科学的执着。
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人猿分界的辩论中，吴汝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从古猿演变成人是一个大的质变过程，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属于亦猿亦人的阶段。
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大的脑子、语言、意识、社会等人类的重要特征并非同时出现，亦猿亦人过渡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结束的标志则是制造工具。这些著名的论断，不是来自头脑的臆想和推测，而是扎扎实实的科研实践和理论探索。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原标题：大国科学家|吴汝康：他把人类学高高举起，人们把他的名字“刻”在星星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