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科学家|陈世骧:中国昆虫学和分类学永远伫立的界碑(下)

“有了一流的人才,才有了一流的工作”

陈受宜追随父亲的脚步走上了生物学的岗位。

一日,陈受宜的同事向她形容陈先生,说:“上下班常见一老头,头戴一顶怪怪的黑毛线帽,身穿中式棉袄,外加一件皮背心,人家说是个学部委员,原来是你爸”。

“那个戴着怪帽子的老头”却不在乎:“人生而平等。不管坐到什么位置,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而这个“不把自己当回事”的老先生,却总是像一位敦厚的长者,将年轻人的处处“当回事”。每每有年轻学者前来求教问题或请他修改论文时,陈世骧总是不遗余力提供帮助。有时改得多了,甚至修正了观点。

陈世骧说,这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有了一流的人才,才有了一流的工作,才能赶超国际水平。

时至今日,王书永还清晰记得陈世骧对自己的教诲。

“世界上已知的昆虫,还有一些目在中国没有发现,其中蛩蠊目昆虫在俄罗斯、朝鲜和日本都有,中国也很可能会有分布,更重要的是蛩蠊目系昆虫纲中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陈世骧鼓励王书永坚持探索。经过多年努力,王书永在长白山采到了我国第一头蛩蠊标本。

为了让发现尽快公之于众,陈世骧专门给《昆虫学报》手书了一封推荐信,希望文章能够早日发表,填补我国蛩蠊目空白的历史。

陈世骧的书柜中藏有许多珍贵的原文书。五十多岁时他还自学高级生化,“文革”后学了分子生物学,甚至在生病住院时,还要委托他的子女到图书馆帮他借阅新期刊。陈世骧说,“一个生物学家必须掌握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了解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才能开阔思路,想得更远。”

动物学家陈宜瑜院士为了学习生物分类学理论,曾亲自登门向陈先生借阅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本英文原著,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此后凡出差北京我都要上先生家中,一是问候,更多的是求教,先生的睿智敏锐、诲人不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87年冬,陈宜瑜院士赴英访问前向陈先生道别,谁能料到两个月后先生仙逝,一次告别竟成永诀!

1988年1月,陈世骧在去往医院的车上离开了。再也听不到陈先生摆围棋谱的“嗒嗒”声,听不到陈先生摇晃着身子高声诵读《古文观止》的书声,再也听不到陈先生哼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2000年,陈先生离开十二年后,做了一辈子六级副研究员的谢蕴贞女士也阖上了双眼。

陈先生说:“生命来自海洋,让我们回归海洋。”遵从父母的遗愿,陈家兄妹并没有为陈先生和谢先生立碑,只有渤海的浪花带去无限的追思。追随父亲的足迹,陈世骧的小女儿陈受宜为学生们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教导他们要求实、勤奋。“实验有时候有好的结果,也可能没有理想的结果。但无论什么结果都是结果,只要做扎实了就好。”

他总说自己是个平凡的人,不要把自己当回事。但回顾陈老的一生,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参加过《中国动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动物分类学报》《动物学研究期刊》,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昆虫学报》和《昆虫分类学报》等刊物的编纂工作。他为生物分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

在研究遗传机制与分类事实时,陈世骧曾总结道:“物种是变的,又是不变的,变是物种发展的根据,不变是物种存在的根据,变是绝对的,是主要的矛盾方面,物种在又变又不变的矛盾中演变。”

变与不变之间,他在追寻科学真理的历史洪流中,留下了世人崇敬的探索足迹。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原标题:大国科学家|陈世骧:中国昆虫学和分类学永远伫立的界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