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幽默，不妨先引张岱儿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张岱（字宗子）是明末著名的散文家，又是天下闻名的“饕餮客”。当张岱六岁时，他的祖父带他到了杭州，正好遇到了当时有名的山人清客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在钱塘县里做游客。眉公对张岱祖父说：“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不假思索，应声对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听后大笑，起而跃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张岱《琅嬛文集》）
张岱的对子灵巧睿智，以谐对庄，一语点破这位眉公先生钱塘之行的目的，使对子大有谐趣。而眉公先生面对这种阵势，处惊不慌，笑而不窘，这是一种容忍别人消遣的雅量，表现了一个幽默家的风度。
就其大概而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幽默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它具体表现在笑话和寓言这些朴素的文学形式里。中国也不例外。笑话这种形式，虽然至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诸著录，但若追溯其源流，战国时期及以后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显然都是这些笑话的滥觞。在古代载籍中，到处隐伏着幽默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天性并非独缺幽默，中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只是将喜怒哀乐隐藏在理智之下罢了。
幽默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应当具有宏大的雅量。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与理学家截然不同。正如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改变了明代哲学史一样，王氏心学同样也为晚明士大夫开辟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们不像理学家那样，故意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真性实情大胆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性情从理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讲究真性情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主旨。同时，明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思潮，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对一切事物好“轻遽议论”的态度，所言不乏趣味之谈。
幽默来源于生活。文人士大夫从生活中追求乐趣，过着一种消闲别致、风流雅趣的生活。明代的石中立就是这样一个能大胆自我解嘲的人。他官居员外郎之职，曾经随同僚去南御园观看皇家所畜的狮子，守园者告诉他们，这狮子每天能吃到五斤肉。同僚就戏言：“我辈日给反不如狮子？”中立笑答：“这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园外狼（谐音：员外郎），怎么能与园中狮子相比？”（乐天大笑生《解愠编》）寥寥数语，既是自嘲，又发泄了对明代官俸极低现象的不满。
人的癖性与幽默是密切相关的，其连结点在于性格，即在于性格间的喜剧性。一般说来，只有串上喜剧性的癖性才带有幽默的意味，才容易被认为幽默，除此之外的数不尽的癖性都与幽默无关。古怪癖性一旦与喜剧性相结合，一般就被称作滑稽。在晚明的城居士大夫中，行为滑稽之人比比皆是。例如，顾承学为人放浪不羁，有时候他身着女人的红衫，抹着粉额，荡着桨，唱着吴歌，引人聚观，但他且歌且饮，旁若无人。他有时候在大雪中，坐在大树上，手持酒，自饮自斟，啸歌不休。（宋懋澄《九籥集》）这种古怪癖性，再加上外观形态动作的荒唐离奇，固然也产生滑稽热闹的快感，但在这些被正统人士目为“人妖”的扭曲的人格背后，我们还能体味出他们逃避世俗社会的悲怆情感。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很多怪癖的怪人，大多极具幽默感，有一种超群出众的人格，能自在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独自应付任何困苦的窘境，从中自得其乐。
（摘自《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陈宝良著，岳麓书社）
原标题：幽默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