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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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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谚语引用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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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简洁短语，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谚语流传在老百姓的口头上，有广泛的教育作用，如“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人心齐，泰山移”，等等。正如元代房皞《读杜诗》所云：“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谚语入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可以使诗词语言变得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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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水”即出自民谣。“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毛泽东自注“长沙水”）“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是化用。”（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武昌鱼”的注释）“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既体现出长沙、武汉不同的风土人情，更表达了毛泽东从长沙前往武汉畅游长江的急迫心情。《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此句出自清代《增广贤文》中的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登山本是寻常之事，而“莫道君行早”却写得颇有气氛，也显示出毛泽东的兴致很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句，化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谚语本身的表现力，而且与开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前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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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的引用属于照搬套用的话，那么在《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之中，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附作者原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借用民谣“离天三尺三”成句，极为夸张地写出山势的高峻，又反用“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之句，用以形容红军非但没有低头下马，反而快马加鞭，飞腾而过。活用一句民谣，于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气概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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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众话语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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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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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此句将口语入诗，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毛泽东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句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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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也从不用深奥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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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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