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名家讲”之《历代词萃》(一)

词是一种合乐的抒情诗体,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张炎《词源》称:“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明确指出了它的兴起时代,同时还强调了两个方面:即它与音乐的关系(声诗)和杂言的体裁(长短句),这正是词的基本特征。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也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说法也完全一致。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录有隋炀帝与王胄的四首《纪辽东》,已是格式一致的杂言曲调。同样的形式,在敦煌曲辞中还有许多首,其字声、句式和韵位基本相同。这就说明了这种曲调一直在民间流行。不过,确立词在文坛的地位,是晚唐以后的事情。在这以前,如盛唐李白,稍后的张志和以及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虽然也有词作,不过是偶然为之,影响有限,还未形成填词的潮流。只是到了晚唐五代,出现了像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一批填词专家和《金荃》《浣花》《阳春》一类的专集,词的阵地才获得巩固。五代时期由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录有温庭筠以下晚唐、五代十八位词家的五百首作品,是现存的早期选集。所录偏重蜀人,于南唐诸家没有收录,未免有偏狭之弊。然而晚唐词作影响是深远的。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与诗并传,《花间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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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渊源,词包括有燕乐、民歌、近体诗格律三个要素。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产生了这一具有高度音乐性、韵律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的文学新形式。这是词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放出异彩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原因。词是合乐的,但不同于质朴浑厚的汉魏乐府,它已不是赵、代、秦、楚之声了。它所凭依的,是一种新鲜的燕乐。所谓燕乐,乃是以西域音乐为主体,同传统的汉民族音乐相结合,逐步发展而成的新声。隋代的九部乐、唐代的十部乐,除了清商、巴渝之声,皆为外来的乐调。天宝末年,又令道调法部与胡乐新声合,古乐因而全变。这种一新耳目的燕乐,是词人倚声所准的曲度的根据。它与一字一音的雅乐不同,它是繁音靡节。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需要把齐言的声诗改为杂言形式,于是错落有致的长短句式的曲子词,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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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过程,最早是在民间发生的。流行于隋代的《河传》《杨柳枝》,大致就是当时的民歌。20世纪初期在敦煌发现的曲子歌辞,更是这方面的一个见证。这批歌辞,大致包括了初唐至五代末期的作品,在曲度和格律上,都比较讲究,反映的生活面,也是相当广泛的。正是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出色创作,为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它是密切反映生活的、口语化的、合乐的和讲究平仄对仗的新的文学形式。词这一文学样式,就在这坚实的基础上兴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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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又叫诗余,这个称呼反映出它与近体诗的密切关系。对此,我们固然不必把诗与词理解为父与子的关系,因为早期的新声里本来就是齐言与杂言并存的。比如李白既有齐言的《清平乐》,又有杂言的《菩萨蛮》《忆秦娥》,就是明显的例证。可是从它的发展趋势看,杂言体日益增多,并逐渐取代了齐言为主的地位。这是因为词是配合旋律的乐句,随着音乐本身渐趋复杂,辞句结构必须变化,因之长短句的日益发展,成为追逐新声的必然现象。然而应当了解,这种参差不齐的杂言句式,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诗,它是参照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和乐调曲度,精心结撰出来的艺术形式。它还要明辨平仄,一点也不能含糊。就其格律来讲,它比近体诗还要严格和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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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认为,新声燕乐、民间歌辞和近体诗格律乃是词赖以形成的基础,三者缺一,都不可能有词这样的文学形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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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明诗三百首》“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张璋选编、黄畲笺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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