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诗论者认为，明诗没有自己的面貌和精神，没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独创。果真如此吗？曰：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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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诗探索诗美的执着精神，只有三唐可以与之先后相辉映。众所周知，近体诗是唐人的革新和独创，是唐诗的真正代表。绝句起源于南北朝，经过声律化的过程，到了唐代才正式定型，并且出现了像李白、王昌龄那样的“七绝圣手”。律诗亦滥觞于南北朝，而定型于唐初的“四杰”和沈（沈佺期）、宋（宋之问），经过杜甫、刘长卿、李商隐的不断完善，七律“始尽其变”，人们始“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在定型和完善的漫长过程中，唐人曾经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改变其形式，才达到“止于至善”的艺术境界。如绝句有古绝、律绝、散体绝句、偶体绝句、拗体绝句、折腰绝句等不同的形式；律诗有散体律诗、俪体律诗、仄韵律诗、转韵律诗、拗体律诗、三韵律诗、五七言排律等不同的体制；还有“吴体”（七律全首不入律，其诀在每对句第五字以平声救转，故虽拗而音节仍谐）、“变体”（八句中，奇句押同一仄韵，偶句押同一平韵）、“俳谐体”、“尊题格”（咏柳而贬松，咏美人而贬花柳之类）、“进退体”（即相邻两韵、隔句递换来押韵）、“辘轳体”（即八句中头两个韵脚押一个韵，后两个韵脚用与之相邻的韵）、“葫芦体”（即凡两韵相通者，前二韵押甲，后四韵押乙，前小后大，形如葫芦）、“连章体”（即一题数咏，分之可以独立成章，合之则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半格诗”（即一首诗中前半幅为古诗，后半幅为格律诗）、“偷春体”（律诗中首联相对而次联不对者）、“五平体”（全篇每句皆平声字）、“五平五仄体”（五言诗中，上句全平，下句全仄）等，这些不同形式的尝试中，倾注了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的心血。像陈子昂、王之涣、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高适、苏涣、刘长卿、白居易、韩愈、李益、储光羲、李商隐、赵嘏、许浑、郑谷、齐己、章碣、皮日休、陆龟蒙等都在上述的某些体制和形式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中诗圣杜甫更是在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中，建立起“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崇高地位的。杜甫创建了“排律”“吴体”“连章体”等近体诗的诸多体制，率先尝试“散体绝句”“偶体绝句”“散体律诗”“俪体律诗”“拗体律诗”以及“偷春体”“俳谐体”等诸多形式，为后世诗人树立了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光辉榜样。这种精神被明代诗人继承了下来，在有明二百七十多年的诗歌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诗歌理论上的探索和诗歌创新上的尝试，而且较之唐代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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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变个人探索为群体探索，变个人尝试为群体尝试。除了明初的“高杨张徐”尚未形成流派外，到了永乐、成化之间，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便以“舂容和雅”为其风格，以“歌咏太平”为其内容，其弊在于“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流于“冗沓肤廓”，毫无骨力。这种诗风，原是明太祖“刀砧之余”、明成祖“升平之世”的必然产物，清陈田所谓“永宣以还，沐浴膏泽，和平啴缓之音作，而三杨台阁之体兴”。他们以阁臣之尊，登高一呼，天下靡然从风，遂使这种诗歌创作的尝试形成一种群体的活动。到了成弘年间，茶陵崛起，蔚为雅宗，主张“古则魏晋，律必盛唐”。为避“三杨”的肤廓浅俗之说，“三杨”的门生挚友数十辈为之羽翼，相与鼓吹，天下翕然从风，上以命令当世，下以启迪李何，形成一种更大的群体活动，所以王世贞说：“长沙（李东阳）之于李何也，犹陈涉之启汉高乎？”明代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对李东阳的诗歌主张，既有否定，又有继承。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绩，在当时的诗坛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以致“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尽管李何之间也有争论，但却是复古主义大旗下的细节问题。嘉靖、隆庆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出现，继续掀起复古主义的大潮，主张“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与“前七子”所持的论点并无明显的区别，但他们标榜之风更甚，门户之见更深，他们将异己者“诋为宋学”，甚至不能容忍“后七子”的中坚人物谢榛的不同意见，而削其籍于“后七子”之列。因为他主张学李杜要“会神气”“求声调”“裒精华”“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他反对“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的“无病呻吟”之作。与李王论诗之旨大相径庭。但王李的“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形成前所未有的群体活动。到了晚明，以袁宏道为盟主的“公安派”，继承其师李贽的“童心说”，认为天下有价值的诗歌，在于有真情实感，那些句摹字拟的东西，只是一些假古董，因而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抄袭模拟”，倡言“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又说：“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还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此论一出，“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这对前后“七子”的诗歌主张，是投枪，是匕首，是切中要害的攻击，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到了天启、崇祯间，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在批判继承“公安派”的基础上，想以“幽深孤峭”救其“肤浅俚俗”的流弊，于是选编《古诗归》《唐诗归》，示学者以诗歌创作的门径，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又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对于“公安派”的轻率俚俗，不能不说是一服清凉剂，正如《明史·钟惺传》所说的：“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而不自知其取径益狭，流弊滋多，诚如陈田说的：“万历中叶，王李之焰渐熸，公安、竟陵狙起而击。然公安之失曰轻曰俳，竟陵之失曰纤曰僻。其始作之俑者，中郎（袁宏道）俊脱，尚有才颖可喜；伯敬（钟惺）幽秀，尚有思致可赏。极其放失，轻佻变为俚音，纤僻流为鬼趣，亡国之音，有识所叹。”这些流派的主张有是非，成就有高低，影响有深浅，暂且不论，然其群体探索和尝试的精神，足以陵宋跞元而驾清，则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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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明诗三百首》“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羊春秋选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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