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晋文人诗坛的死气沉沉相比，东晋和南朝宋齐时期的民歌却大放异彩。这些民歌主要可分两大类，一类叫《吴声歌曲》，一类叫《西曲歌》，都收录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里。此外尚有《神弦曲》《长干曲》《西洲曲》等也应该属于南朝民歌。其中，《西洲曲》的艺术成就极高，是南朝民歌中无与伦比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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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民歌的思想内容比较单一，几乎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其中有的表现劳动人民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对受束缚的封建礼教的大胆抗争，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商人与歌女之间的唱和之作。单就内容而论，南朝民歌当然是无法与汉代乐府相比的。这大概与南朝民歌的发源地都是当时的重要商业城市有关，同时也与南朝统治阶级当时搜集保存这些民歌的目的和情趣密不可分。南朝民歌在形式上的共同点是好用五言四句，好用比喻，好用隐语、双关语，其风格清新活泼。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对当时的文人创作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有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文人的创作更加浮靡空虚了；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那些杰出的文人由此吸收艺术营养，去充实发展他们自己的作品。我们试读一下谢朓、庾信，尤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创作，就可以看出南朝民歌对我国诗歌发展的影响了。这些五言四句的体制，为五言绝句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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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其艺术形式，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以今天所能见到的北朝民歌来看，大部分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北魏建立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后来逐渐平定、统一了北方，成为与南方宋、齐、梁、陈并立的北方政权。北方的风土人情也与江南大不一样，北魏时期尚武，北朝的民间诗歌就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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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民歌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七十来首。它基本上是延续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的社会生活较广，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较强，诸如战争徭役、人民疾苦、北地风光、骑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而其中最为杰出、永传不朽的作品是《木兰诗》。《木兰诗》描写了一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表现了劳动人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热爱家乡、热爱亲人，为解除亲人危难而不惜贡献个人一切的崇高美德。同时这又是一篇提高女权，为被压迫妇女伸张正义，使她们扬眉吐气的杰作。《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前后交相辉映，雄视千古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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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裕建宋，到隋朝灭陈，中间经宋、齐、梁、陈四代。南朝四代的政治，除宋初的三十几年比较可观外，其余都是非常腐朽的，而且积贫积弱，每况愈下。统治阶级荒淫奢侈，迷信神佛，而且往往又都提倡文学，卖弄风雅，因此南朝的好几个帝王也都俨然是文学家。不过文学在他们手下也就变得愈来愈淫靡，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的玩物了，其顶点便是梁陈时期的宫体诗。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该加以鉴别并提到的诗人有四位，他们是谢灵运、鲍照、谢朓和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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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是由晋末过渡到宋初的诗人，和陶渊明大致同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是完全不同的。谢灵运是大贵族，由于在政治上感到不得意，因而肆意遨游，寄情山水。谢灵运对于诗歌的贡献，在于他的创作使诗歌发展完成了由玄言向山水的过渡。《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严格来讲，谢灵运的诗歌在内容上是没有什么可取的，它一般都是先有一些山水景物的描写，而后就是讲佛理，发议论，真正的感情很少；而且往往又多是时而可以见到几个好句子，而通篇仍是生涩板滞，常使人难以卒读。但是尽管如此，谢灵运对山水诗的开创之功仍是不能抹杀的，他比那只靠着“体裁绮密”“错采镂金”取胜的颜延年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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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最有才华、诗歌成就最高的文人是鲍照。鲍照出身寒微，一生坎坷不遇，最后死于乱兵之中。他的思想和创作与左思很相似，但是诗歌成就比左思高多了。他继承了汉魏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猛烈地批判了黑暗的门阀制度，表现了昂扬激越的爱国思想和勇敢豪迈的进取精神，他反映了当时任何其他作家所没有反映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他除了大量地写作五言诗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七言和杂言。《拟行路难十八首》是他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刻，感情奔放，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萧子显说他“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南齐书·文学传论》）。鲍照的诗歌讲究形式，但是因为它有内容，所以为任何南朝诗人所不及。鲍照的乐府诗，尤其是《拟行路难十八首》，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等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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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是齐武帝永明年间最有成就的诗人，与之同时并与之气类相似的还有沈约等。谢朓继承了谢灵运的山水题材，在风格上变得更加清新流丽了，例如他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在诗歌史上是一直被人称道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对谢朓念念不已。但是，和谢灵运的毛病一样，谢朓诗的内容多是空洞不足取的，而且也往往是“有句无篇”。谢朓及其同时代文人对诗歌发展的贡献，在于永明新诗体的形成，也就是声律说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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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讲究音韵美，这个问题早在曹植就已经开始了，沈德潜说曹植的诗是“五色相宣，八音朗畅”（《古诗源》）；沈约说他“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宋书·谢灵运传论》）。但是问题的自觉提出，并从理论、实践上加以确立运用的乃是在南朝齐梁。《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南史·陆厥传》云：“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说的确立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开始，五言诗除了旧有的建安、陶渊明以来的这种被后世称为“古诗”的形式外，又逐渐出现了一种讲究平仄韵律的新诗体，这就是律诗，或者照唐人的说法叫“近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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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最后一个优秀诗人是庾信。庾信是梁朝著名宫廷文人庾肩吾的儿子。庾氏父子和徐摛、徐陵父子都以写作宫体诗闻名。梁朝末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被扣留。后来不久梁朝灭亡，西魏政权又被宇文氏所篡夺，改国号曰北周，而庾信也被迫在此留了下来。面对着国破家亡，庾信的内心是无限凄苦的。这就使他后期写作的诗文具有了以前从所未有的真情实感，他描写了北国边塞的风沙，抒发了漂泊羁旅的愁怀。当我们读到“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唐代边塞诗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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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形式上，庾信不仅发展了“永明体”，使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的形式更加趋于成熟，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七言形式。他的《燕歌行》尽管还有堆砌典故的弊病，但不能否认那已经是一首形式完备的、有感情的七言歌行了。他的《乌夜啼》《秋夜望单飞雁》《代人伤往二首》，已经初步具备了七律、七绝的规模。庾信是唐代诗歌的先驱，杜甫曾称道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由此也就可见庾信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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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庾信的年代相同，还有一个诗人叫王褒，他的生平遭际以及诗歌创作的风格都与庾信相似，他的《渡河北》《关山月》凄凉悲壮，刚健质朴，同样也是唐代边塞诗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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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于公元580年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第二年，北周政权被杨坚所篡取。至公元589年，隋军南下，又灭掉了江东的陈朝，至此，南北对立、分裂了二百多年的中华民族又重新统一起来。只是由于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所以隋朝的文学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没有形成一代特色，恰如秦朝之于汉朝一样，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前奏。隋代比较重要的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都是由北周过渡下来的。他们都承续了庾信、王褒晚期诗歌的模样，写出了一些较好的篇章，如卢思道的《从军行》、杨素的《出塞》、薛道衡的《昔昔盐》等，数量尽管不多，但它们都已经俨然像是唐代初年的边塞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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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郭预衡等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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