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坚持，对楚国贵族集团的批判，目的是希望楚国富强，是出于对楚国的热爱。他参与了火热的政治斗争，不以穷独而灰心，不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变节，与当时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以及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的“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等人的表现卓然不同，他誓死不离开楚国，与楚国腐朽的政治集团作不倦的斗争。他在《橘颂》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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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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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橘为喻，表明自己坚贞不二的立场。屈原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也曾经想过离开楚国，《离骚》中那段很长的关于神游的描写，应该就是他这种心理状态的反映。但是，一个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人是不会轻易抛弃故土的，经过一番神游，他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国土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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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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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这种爱国思想，当国破家亡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深沉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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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哀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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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则阳》篇记叙庄周对自己国家的看法：“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经过战乱，楚国的都城十之八九都埋没于丘陵草木之中，庄周还畅然喜爱。屈原所谓“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即庄周所谓“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的意思，他比庄周表现了更深的思想感情。他为国家的破亡而悲痛思念，以至于连觉也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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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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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切地希望重返旧都，誓死也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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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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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司马迁所说：“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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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总是把自己的国家和国君联系起来，把爱国和忠君联系起来。这是他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是不必苛求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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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他把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通过完美、精练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和以前的《诗经》相比，他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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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浪漫主义精神。这在《诗经》中显示得不充分、不明显，而在屈原作品中却表现得极其鲜明。屈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想象的奇幻优美以及对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他运用丰富的形象思维，把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形象化了，而自己就在那个幻想的境界之中，不倦地追求、探索着。像他向重华陈辞之后，便乘龙御风而飞升，数次与古神话中的神灵接触，但每次接触都使自己失望；要进入天帝的九重宫，可是帝阍却不给他开门；要到人间寻求高丘神女，神女恰巧不在那里；去宓妃那里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又找到了简狄和二姚的居处，可是没有媒人说合。总之，所逢不偶，终归失败。这一段通过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雄伟壮丽的境界，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政治的探索和追求。《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国当时的情况是“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离骚》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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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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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现实情况的真实形象的反映。屈原驰骋着奔放奇幻的想象，广泛采用了神话神巫的故事，对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极尽美化之能事，用香花蕙草点缀他们的衣冠服饰和帷幕旌旗等，把他们描写成美的象征。如《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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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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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容貌、性格、感情，写得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真是传神之笔。又如少司命的荷衣蕙带、湘君的荪桡兰旌、云中君的华彩衣、湘夫人的薜荔帷等，都是用香花蕙草的美，来衬托他们品质、性格的美。作者通过这些神话神巫的描写寄托自己美的理想。此外，作者还在《天问》中对那些离奇的神话传闻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宇宙起源、日月星辰，直到神话传说、历史旧闻，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反映出他对天命鬼神等传统思想的大胆怀疑精神。因此说，对美的理想的坚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自然、历史奥秘的怀疑与探索，是屈原作品浪漫主义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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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的作品中，大量而成功地应用了比兴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用彼物引起所咏之物。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又很难区分。都同样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形象思维方法，是用形象思维来表现生活的本质。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的话虽然不完全准确，但是他明确指出屈原的作品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却是真知卓识。如《离骚》中用鲜花、香草比喻人的品质、志行的高尚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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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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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臭物或萧艾比喻变节者或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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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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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对良莠、美恶、贤愚等，就有了更鲜明更具体的认识，从而引起人们强烈的爱和憎。作者还用鸷鸟和鸩鸠比喻忠贞之士和奸佞之辈，都具有同样的艺术效果。更令人注目的是作者用鲜花香草自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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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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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江离、辟芷、秋兰、木根结茝、菌桂纫蕙以及荷衣蓉裳等，都用来象征诗人自己品格的高尚和坚贞，这就把诗人的形象升华、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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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还用道路来比喻人们遵循的政治方向、品德行为等。在《离骚》中，他把古人的美德懿行说成是“遵道而得路”，把奸佞之辈排斥忠良的行为斥责为“路幽昧以险隘”。认为楚王的改弦易张是“悔遁而有他”，认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要“奔走先后”“及前王之踵武”等等。由于作者广泛地运用比兴手法，因此把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包蕴于丰富、鲜明和个性突出的形象之中，产生言简而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司马迁赞扬《离骚》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对屈原作品比兴手法的卓异成就之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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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屈原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比《诗经》也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而屈原的作品则在吸收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形成为一种长短不齐的“骚”体。这种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化的新的诗歌形式，在我国文学史上是首创。屈原采用了许多楚地方言，宋人黄伯思所谓“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他在《翼骚序》中还举“些、只、羌、谇、謇、纷、侘傺”作楚语的例子，举“顿挫悲壮，或韵或否”作楚声的例子，这都是正确的、有见地的。除此以外，屈原作品中的汨、搴、冯、邅、班、莽、诼、轪、灵、阊阖等，也都是楚地的方言。屈原采用的楚地方言，并不是自然形态的语言，而是经过了提炼和加工，使之更能传神状貌，增强了诗歌的语气和形象性。在“兮”字的运用上，就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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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就是通过这样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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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作品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楚国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观点、主张都深深植根于楚国的现实之中。高尔基曾说：“有许多实例，证明艺术家是自己阶级和时代之客观的历史家。”（《我的文学修养》）屈原的巨作，反映了战国末期楚国的社会历史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作品也可以称作他那个时代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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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诗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是屈原之后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今天保存的有十二篇之多，但可确信为他作的仅《九辩》一篇而已。这篇作品完全是学习屈原的《离骚》，描写志士的坎坷不遇，在基本精神上和《离骚》大体一致。他想效忠楚国和楚王，然而奸佞从中挑拨，不能如愿以偿。但他绝不肯和那类人同流合污：“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表现了他坚贞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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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玉同时的作家有唐勒、景差，但是他们的作品多已失传了，我们无从考察。到了西汉，模仿屈原诗歌形式，以屈原生平为题材的诗歌很多，其中最优秀的是贾谊的《惜誓》《吊屈原》。贾谊的生平遭际和屈原相似，所以在《吊屈原》中他在吊念屈原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牢骚不平。此外，还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其他像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虽是模拟之作，也可见屈原的创作和精神人格影响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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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诗词名家讲”系列之《楚辞新注》“前言”，该书由叶嘉莹主编、聂石樵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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