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是李白诗里尤为重要的一类，在《李太白集》中，乐府编为4卷，计149首，其中多数为拟古乐府。李白乐府，名篇极多，如《蜀道难》《远别离》《梁甫吟》《将进酒》《战城南》《行路难》《关山月》《长相思》《襄阳曲》《丁都护歌》《静夜思》《玉壶吟》等，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乐府诗至李白，无论是题材、境界、风格、语言，都有了极大的开拓，成就了乐府文学新的巅峰。明人王世贞高度赞赏李白乐府诗：“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艺苑卮言》卷四）略可道出李白乐府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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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乐府诗多用古题，在题材内容上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而在语言、境界等方面则大有变化，因而声色大开。文人拟作古乐府，对于乐府文学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动力。如明人胡震亨所言：“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唐音癸签》卷九）又指出其拟古乐府的成就：“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唐音癸签》卷九）李白所拟乐府古题近120个，而他的拟作，绝非单纯模拟，而是在古题之下阐发新意，广为创造，大量吸收了古乐府的精华，而又加以汪洋恣肆的发挥与开拓。继承与创新，在李白乐府中得到了浑然无间的统一。詹锳先生所论甚得要领：“太白乐府，或模旧制，或创新篇，因革之端，往往可指。”（《李白诗论丛》）因，就是继承；革，当为创新。因革之统一，正可视为李白乐府在乐府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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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继承的角度讲，李白乐府所拟古题，均在古乐府的谱系之中。如《天马歌》属“郊庙歌辞”，《将进酒》《战城南》《上之回》《君马黄》《稚子斑》《幽州胡马客歌》属“鼓吹曲辞”，《关山月》属“横吹曲辞”，《乌夜啼》属“清商曲辞”，《蜀道难》《胡无人行》《白头吟》《玉阶怨》《短歌行》《来日大难》《门有车马客行》属“相和歌辞”，《丁都护歌》《子夜四时歌》《估客乐》《采莲曲》属“清商曲辞”，《秦女休行》《渌水曲》属“琴曲歌辞”，《行路难》《襄阳歌》《襄阳曲》《君子有所思行》《妾薄命》《北风行》《远别离》《长干行》《枯鱼过河泣》《襄阳歌》《襄阳曲》属“杂曲歌辞”，如此等等。关于乐府的分类，宋郑樵《通志·乐略》分为53类，“虽加精密，实嫌琐碎”（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而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分为12类，即是：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曲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这些都是大类，在大类下面还有不同的系统。如“铙歌”就是鼓吹曲辞下面的子系统。《古今乐录》载“汉铙歌”有十八曲：“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李白的《将进酒》《战城南》《君马黄》等，都出于铙歌系统，在题材类型、情感类型上都有一脉相承之处。关于“将进酒”，《乐府诗集》中述其主题为：“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李白的《将进酒》，也是以酒述怀的。再如《天马歌》，出于汉代“郊庙歌辞·汉郊祀歌”中的“天马”“西极天马”，而通过“天马”的形象寄托了诗人不可羁勒的高迈志向。《雉子斑》，古题亦为“雉子班”，属铙歌。雉的形象本身就体现着耿介的性格。李善《文选注》：“薛君韩诗章句曰：雉，耿介之鸟也。”《礼记正义》云：“或谓雉鸟耿介，被人所获，必自屈折其头而死。”李白的《雉子斑》继承并突出了这个主题，其中的“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成为耿介形象的代表。李白创作了很多清新俊逸的小诗，其中名篇也多有拟作乐府古题，如《子夜吴歌》《玉阶怨》《静夜思》等。古乐府中的“清商曲辞”，以吴歌歌曲最为柔婉清丽，其“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都极尽缠绵悱恻之情调，语言尤是清美含蓄。李白的《子夜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其意境、语言脱化于南朝乐府民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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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乐府从汉魏六朝的乐府传统继承、吸纳了很多元素，为传承乐府文学注入了很多活力。乐府传统之所以能够绵延不坠、踵事增华，从诗史的角度看，是由魏晋六朝迄于隋唐很多诗人共同致力的结果，当然并非李白一人所为；但李白又在继承乐府传统的同时，大力开拓，将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时代因素呈现在其乐府篇什之中，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风貌。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指出其乐府既有“因”又有“革”的特点：“太白《独漉篇》‘罗帏卷舒，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四语独近。又《公无渡河》长短句中，有绝类汉魏者，至格调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诗薮·内编》卷一）认为李白乐府一方面有汉魏的基因，又展现出鲜明的个性。李白乐府的创造性同样是异常鲜明的。许学夷说：“五七言乐府，太白虽用古题，而自出机轴，故能超越诸子。”（《诗源辨体》卷十九）李白乐府以“拟古”见称，却是将时代忧患、现实关怀及不凡抱负打并其中，而语言的挥张纵横，意境的迷离惝恍，使乐府诗至此境界大开。如《远别离》《公无渡河》等，看似光怪陆离，而其中的现实忧怀，跃然纸上。《行路难》《长相思》的身世感慨，透射而出。许学夷指出李白乐府的艺术个性说：“太白《鸣皋歌》虽本乎骚，而精彩绝出，自是太白手笔。至《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则变幻恍惚，尽脱蹊径，实与屈子互相照映。”（《诗源辨体》卷十八）指出李白的这些乐府名篇，一方面可以上溯其“血脉”，一方面又自创局面，自铸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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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乐府之作的继承与创新，也即“因”与“革”，是浑融一体地统一在其中的。“因”是为了“革”，重要的是李白对乐府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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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根泽先生认为：“乐府中有李白，如词中之有苏轼。胡适之先生《词选》谓自苏轼以后，‘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怨抑之怀。’故词至苏轼而范围放大，乐府亦至而领土扩充。此就境界言也，就风格而言，苏轼之词，李白之乐府，亦有同样价值！陆游曰：‘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李白乐府亦有此气魄。且于此种气魄外，益以天马行空之仙气，故弥觉其‘孤凤鸣天倪’‘天外恣飘扬’，而我辈尘寰俗子，遂视如‘姑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这很能说明李白乐府诗的独特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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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亨尝言读李白乐府有三难，其言曰：“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路。”（《唐音癸签》卷九）这番话其实最能说明本文之旨：李白乐府多有渊源，善于继承前代乐府文学的瑰宝。李白并非仅是为作乐府而作乐府，而是因事赋题，借题抒情。李白对乐府诗的创新，是建立在熔铸百家的基础之上的。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之上巧铸灵运，方才成就李白乐府的瑰奇景象和巅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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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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