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乐府诗的继承与创新

乐府诗是李白诗里尤为重要的一类,在《李太白集》中,乐府编为4卷,计149首,其中多数为拟古乐府。李白乐府,名篇极多,如《蜀道难》《远别离》《梁甫吟》《将进酒》《战城南》《行路难》《关山月》《长相思》《襄阳曲》《丁都护歌》《静夜思》《玉壶吟》等,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乐府诗至李白,无论是题材、境界、风格、语言,都有了极大的开拓,成就了乐府文学新的巅峰。明人王世贞高度赞赏李白乐府诗:“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恍,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艺苑卮言》卷四)略可道出李白乐府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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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乐府诗多用古题,在题材内容上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而在语言、境界等方面则大有变化,因而声色大开。文人拟作古乐府,对于乐府文学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动力。如明人胡震亨所言:“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唐音癸签》卷九)又指出其拟古乐府的成就:“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唐音癸签》卷九)李白所拟乐府古题近120个,而他的拟作,绝非单纯模拟,而是在古题之下阐发新意,广为创造,大量吸收了古乐府的精华,而又加以汪洋恣肆的发挥与开拓。继承与创新,在李白乐府中得到了浑然无间的统一。詹锳先生所论甚得要领:“太白乐府,或模旧制,或创新篇,因革之端,往往可指。”(《李白诗论丛》)因,就是继承;革,当为创新。因革之统一,正可视为李白乐府在乐府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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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继承的角度讲,李白乐府所拟古题,均在古乐府的谱系之中。如《天马歌》属“郊庙歌辞”,《将进酒》《战城南》《上之回》《君马黄》《稚子斑》《幽州胡马客歌》属“鼓吹曲辞”,《关山月》属“横吹曲辞”,《乌夜啼》属“清商曲辞”,《蜀道难》《胡无人行》《白头吟》《玉阶怨》《短歌行》《来日大难》《门有车马客行》属“相和歌辞”,《丁都护歌》《子夜四时歌》《估客乐》《采莲曲》属“清商曲辞”,《秦女休行》《渌水曲》属“琴曲歌辞”,《行路难》《襄阳歌》《襄阳曲》《君子有所思行》《妾薄命》《北风行》《远别离》《长干行》《枯鱼过河泣》《襄阳歌》《襄阳曲》属“杂曲歌辞”,如此等等。关于乐府的分类,宋郑樵《通志·乐略》分为53类,“虽加精密,实嫌琐碎”(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而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分为12类,即是: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曲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这些都是大类,在大类下面还有不同的系统。如“铙歌”就是鼓吹曲辞下面的子系统。《古今乐录》载“汉铙歌”有十八曲:“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李白的《将进酒》《战城南》《君马黄》等,都出于铙歌系统,在题材类型、情感类型上都有一脉相承之处。关于“将进酒”,《乐府诗集》中述其主题为:“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李白的《将进酒》,也是以酒述怀的。再如《天马歌》,出于汉代“郊庙歌辞·汉郊祀歌”中的“天马”“西极天马”,而通过“天马”的形象寄托了诗人不可羁勒的高迈志向。《雉子斑》,古题亦为“雉子班”,属铙歌。雉的形象本身就体现着耿介的性格。李善《文选注》:“薛君韩诗章句曰:雉,耿介之鸟也。”《礼记正义》云:“或谓雉鸟耿介,被人所获,必自屈折其头而死。”李白的《雉子斑》继承并突出了这个主题,其中的“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成为耿介形象的代表。李白创作了很多清新俊逸的小诗,其中名篇也多有拟作乐府古题,如《子夜吴歌》《玉阶怨》《静夜思》等。古乐府中的“清商曲辞”,以吴歌歌曲最为柔婉清丽,其“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都极尽缠绵悱恻之情调,语言尤是清美含蓄。李白的《子夜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其意境、语言脱化于南朝乐府民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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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乐府从汉魏六朝的乐府传统继承、吸纳了很多元素,为传承乐府文学注入了很多活力。乐府传统之所以能够绵延不坠、踵事增华,从诗史的角度看,是由魏晋六朝迄于隋唐很多诗人共同致力的结果,当然并非李白一人所为;但李白又在继承乐府传统的同时,大力开拓,将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时代因素呈现在其乐府篇什之中,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风貌。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指出其乐府既有“因”又有“革”的特点:“太白《独漉篇》‘罗帏卷舒,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四语独近。又《公无渡河》长短句中,有绝类汉魏者,至格调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诗薮·内编》卷一)认为李白乐府一方面有汉魏的基因,又展现出鲜明的个性。李白乐府的创造性同样是异常鲜明的。许学夷说:“五七言乐府,太白虽用古题,而自出机轴,故能超越诸子。”(《诗源辨体》卷十九)李白乐府以“拟古”见称,却是将时代忧患、现实关怀及不凡抱负打并其中,而语言的挥张纵横,意境的迷离惝恍,使乐府诗至此境界大开。如《远别离》《公无渡河》等,看似光怪陆离,而其中的现实忧怀,跃然纸上。《行路难》《长相思》的身世感慨,透射而出。许学夷指出李白乐府的艺术个性说:“太白《鸣皋歌》虽本乎骚,而精彩绝出,自是太白手笔。至《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则变幻恍惚,尽脱蹊径,实与屈子互相照映。”(《诗源辨体》卷十八)指出李白的这些乐府名篇,一方面可以上溯其“血脉”,一方面又自创局面,自铸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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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乐府之作的继承与创新,也即“因”与“革”,是浑融一体地统一在其中的。“因”是为了“革”,重要的是李白对乐府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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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根泽先生认为:“乐府中有李白,如词中之有苏轼。胡适之先生《词选》谓自苏轼以后,‘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怨抑之怀。’故词至苏轼而范围放大,乐府亦至而领土扩充。此就境界言也,就风格而言,苏轼之词,李白之乐府,亦有同样价值!陆游曰:‘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李白乐府亦有此气魄。且于此种气魄外,益以天马行空之仙气,故弥觉其‘孤凤鸣天倪’‘天外恣飘扬’,而我辈尘寰俗子,遂视如‘姑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这很能说明李白乐府诗的独特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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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震亨尝言读李白乐府有三难,其言曰:“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路。”(《唐音癸签》卷九)这番话其实最能说明本文之旨:李白乐府多有渊源,善于继承前代乐府文学的瑰宝。李白并非仅是为作乐府而作乐府,而是因事赋题,借题抒情。李白对乐府诗的创新,是建立在熔铸百家的基础之上的。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之上巧铸灵运,方才成就李白乐府的瑰奇景象和巅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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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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