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方志编撰历史久远，唐代就有《西州都督府图经》问世。至于清代，方志的“资政、教化、存史”功能在治理边疆中进一步凸显。学者们意识到方志除记录地方历史掌故之外，尚有彰明教化、巩固边防之用。成书于嘉庆十二年的《三州辑略》就承载了这一社会历史功能。编者和瑛作序云：“史馆铭勋，儒林作传，以国书等其韵，辨舌齿于微茫；以汉楷和其声，叶羽宫之巨细。”强调了修志的文教一统作用，并在志书中别设“艺文”一门，集中收录清代诗作106题258首，改变了此前清代方志不专设地方文学作品集的体例。入选作者身份各异，民族多样，是新疆文化交融特性的具体体现。所收诗作题材多样，情态纷繁，亦可为清代西北边塞文学之区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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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撰者所云“龙堆瀚海，数千里同轨行车；金岭松塘，几万里置邮传命”，方志艺文在同轨同治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弘扬文德、化育地方的诗教功用。和瑛在小序中驰骋想象，追思汉唐，以所选诗作为“青莲之什”的再续。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作者们步入新疆，将文章气骨、盛世风华也一并带入，在浩瀚广阔的天地里书写唐风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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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盛唐雅音传统：《艺文门》收录了两位特殊作者，分别是《西域图志》的作者与读者。乾隆五十三年夏五月，王芑孙在避暑山庄读完《西域图志》，感慨国家版图辽阔，人民众多，汉唐以来所不能清晰了解的风土人情，在方志之中一一展现，可谓“一旦入我版图，登我掌故，于戏盛矣”，故此写下六十首《西陬牧唱词》。而作为编撰者的褚廷章虽未亲历新疆，但精通和瑛所说“等韵和声”之学，凭借对文献材料的熟悉而得以纂修图志。褚氏分咏南北疆名城十二首，自序“补史乘所未备，且借以咏歌盛烈，窃附于《江汉》《常武》之义云”。《江汉》《常武》之篇，列于《诗经·大雅》之中，是四方安定，文德盛大的象征。清人评褚诗效法元白，卓然大雅，所谓“大雅”，就是唐人关注现实的传统。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抒发了躬逢文教兴盛，复作大雅的抱负；唐人樊晃、宋人黄庭坚皆称杜诗为“大雅之音”；白居易推崇杜诗寓合六义，有风雅传统。褚廷璋踵步元白，作品中也续写了唐人的伟大志向。两位作家赞颂国家一统、民族融合功业的时代强音，是对唐人大雅文教的传承与延续。这也是两人未履新疆土地，却能在新疆方志艺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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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唐人漫游精神：唐人的漫游风气，是唐诗骨力的形成动因之一。与六朝文人相比，唐人登临广阔，境界宏大，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游历之作自成风格。和瑛在《艺文门》小序中列举了司马迁、李白、张载广泛的行旅经历，以之为作品宏大格局的基础。《艺文门》中收录了大量纪行诗歌，一方面符合地方志记录事实的特点，是唐代岑参诗中漫长丝路的时空延伸；另一方面也融汇了唐人的漫游精神，是唐诗真情实感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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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门》纪行诗作除描绘通都大邑之外，还保留了唐人以路线描摹和驿路古迹为诗题的特点，与方志融为一体。既有洪亮吉《从乌兰乌素至安济海雪皆盈丈，十余日不见寸土，因纵笔作》这样细致生动的行旅描述；也有秦承恩、颜检，李銮宣三人同题长流水驿站，借水之长流吟诵汉唐以来追求稳定和谐生活的文化思考。这些作品上承岑参《过碛》《经火山》《题铁门关楼》等写实诗题而来，又增添了更多细节，放大了唐人漫游的旅途经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是丝路余音不绝的传递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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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边塞诗中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豪情，也有“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的苦寂。岑参两次入疆，经历了情感的高低起伏。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的怅惘转为“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的豪迈，直至“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的自信。这些自然流露的情思，在《艺文门》中亦有延续。颜检《嘉峪关》云“出塞无惆怅，还思塞上翁”，和瑛《驰驿返宿苦水》则说“遥指北庭心胆壮，再尝苦水是甘泉”。清人诗作中的惆怅意味顿减，用更为写实的笔调，抒发了唐诗中固有的壮阔情怀，又增强了教化边陲、建功立业的自信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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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唐诗边塞奇思：“瀚海阑干百丈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唐诗妙景在方志所收诗作中得以再生。广漠无垠的沙漠，千年不化的积雪，变幻无定的气候，使得初入新疆的诗人们在亲身感知唐代边塞诗写实性的同时，增强了祖国包容万象的自豪情感。颜检诗作中就有着生动的情绪变化，诗人始出嘉峪关时，感慨“极目流沙外，同居化宇中”，虽有认识高度，尚未与实体感知相结合。及至行走在新疆大地之上，才表达了这种感受：“图成西域壮山河，边外严城气概多。蜃海楼台呈色相，汉唐疆宇尽包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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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实地感受使得唐诗体验愈加真实，复写唐诗情境也就更为自然。洪亮吉《抵巴里坤》“晴天飞雪霰，即已没车轴”，与“胡天八月即飞雪”千载相和；和瑛在描述哈密十三间房至鄯善七克台四百余里的风沙戈壁时，高呼“石飞轻于絮，辎重飘若蓬”，恰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唐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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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清代作家们还创作了新的景观。洪亮吉在松树塘看见万松并立，形态如一，写下慷慨高昂的《万松歌》。跨越地区的漫游使得平凡之景在诗人笔下焕发出独特的色彩，激发出作者的壮意，一扫路途遥远带来的颓气。再看丁棻《山市》中“宝光踅向甘泉浴，凭虚变幻迷长空”摇曳多姿的海市蜃楼，已有繁盛之气。这些地理奇观的描摹比起唐诗更为细腻多变，与地方志记录异闻佳景的特色颇有关联，于写实中平添了几分浪漫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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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人宗唐风气之下，唐诗影响无处不在，曹麟开《温泉夜雨》“依稀共话巴山夜，剪烛西窗忆往年”，化用李商隐故事；常均《题敦煌古寺》“高城月落飞羌笛，又见春光度玉关”有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影子；褚廷璋《和阗》“唐家风雨汉家烟”，又承接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而来。而“瀚海”“天山”“玉关”“寸心”的唐诗地理意象、词句典故等更是频频出现在方志所收清人诗作之中。在发掘这些唐诗传承元素的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清代边塞诗对唐诗精神的内在承续，这些诗篇所蕴含的盛大气象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漫游纪实风格，在丝绸之路上代代传承。作者们以写实的笔法、浪漫的情绪书写国家强盛、丝路繁荣的记忆，《艺文门》将这种情感与方志纪实功能相融合，综合展现了清代边塞诗歌结合现实的特征，也使方志的文德教化功用得到了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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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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