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的一天，纪念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毓麟和夫人徐明月受邀参加。
徐明月那时才知道，“出差”北京20年的丈夫，原来是做核武器研究的。
回到家后，徐明月对周毓麟说：“原来你是搞原子弹的！”
“那你以为我是做什么的？”周毓麟反问。
徐明月笑答：“我以为你是做导弹的。”
后来，这一对话也成为了家中笑谈。
周毓麟是著名数学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记载他的功绩：从20世纪60年代起，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周毓麟等集体研究和完成了大量大型科学计算课题，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氢弹的原理突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毓麟一生三易研究方向、跨越多个领域，留下一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铿锵之言。2021年3月2日晚，98岁高龄的周毓麟走完了他的科学人生。
今年2月12日，纪念周毓麟百年诞辰学术思想座谈会和特别纪念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毓麟近一个世纪的科学人生，随着一本本娟秀工整的笔记、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徐徐展开。
“党叫干啥就干啥”
“周先生年轻时酷爱数学理论，后来他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和事业的需要当中，三改研究方向。”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沈隆钧告诉记者。
1954年，作为拓扑学“新秀”，周毓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因偏微分方程更符合国家需要而第一次改变方向。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痴迷地开展着理论研究和教学。
1960年5月4日，周毓麟迎来第二次重大改变。中午，周毓麟刚结束教学工作，迎面碰到系党总支书记。书记告诉他：“你要调离北京大学，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防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周毓麟毫不犹豫地说。那时，距离女儿出生仅剩一个多月。
周毓麟向妻子简单交代了几句，当天下午便赶去新单位报到。新单位是一个“未挂牌子”的院子，那时，周毓麟还不知道究竟要做什么。
周毓麟曾回忆：“过了一两个月，部长们来交底时，才知道是搞核武器研究的。还让我搞数学模拟、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等。对于这些我是一窍不通，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做什么。形势所迫，责任很重，心气十足。”
这一“形势”便是，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方提供原子弹设计图纸、模型和技术支持，并决定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作为核武器研究团队理论部“八大主任”之一，周毓麟曾不止一次坦言：“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从苏联回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苏联人帮忙，我们也能造出原子弹。”事实上，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此前，邓稼先带领理论团队进行两年的理论准备，即将开展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然而，科研人员在计算验证时，发现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与苏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科研人员反复验算了9次，结果仍旧如此。数学精确计算的任务交到了周毓麟手中。
周毓麟的好友李德元也在理论部。他回忆说：“我和周毓麟都是做微分方程理论研究的，但是到了九所（即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后，却让我们搞数值计算，完全是两码事，完全要从头学起，等于转了个方向。”
周毓麟带人开展广泛调研，最终选中了冯·诺依曼方法，即“人为黏性法”。随即他先作报告，然后组织学习讨论，并指导数值计算组打牢基础，最后才开始编制内爆动力学过程的一维总体计算程序。程序调试完成后，与特征线方法的结果和9次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程序编制无误、运行可靠、计算结果与手算结果都很接近，误差只在5%左右。
那是一段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周毓麟每天早晨8点准时上班，晚上乘坐末班车回家，工作到半夜12点才上床睡觉。日夜加班，周毓麟与学生、故交渐渐失去了联系，他猛然发现，自己很少抱女儿了。
“过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沈隆钧用“罕见的数学家”形容周毓麟，他们曾是共事半个多世纪的同事。
“大多人都不太愿意改变研究方向，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到陌生的领域，不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成绩。但周先生跨越拓扑学、偏微分方程、计算数学、计算流体力学及计算机应用等多领域，且都取得了杰出成就。”沈隆钧说。
这与周毓麟严谨治学、忠诚爱国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后，国家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周毓麟便开始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而这时的他已整整20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了。“现在干起来，必须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一些技术改造。”这是当时近60岁的周毓麟对自己的要求。
这也是他第三次转变研究方向，投入了又一个20年的时间。
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计算数学的有关领域，周毓麟进行了高强度调研与学习。
“他每个礼拜都要到中科院图书馆借一大批书回来，研究分析完还回去，下个礼拜再借一大批，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往返于海淀塔院和科学院之间，同时还做摘要笔记，非常认真、清清楚楚。”沈隆钧回忆说。
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周毓麟发现，有物理与力学背景的非线性发展方程问题的有限差分法应用很广泛，但亟待加强理论研究。他将差分方法研究同偏微分方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花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这更让周毓麟体会到“吃透”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数学源于实际，数学研究应基于实际，并提升为数学方法和理论，再回归指导实际。”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袁光伟入所工作后，曾在周毓麟直接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周毓麟对科研工作的严谨与全身心投入，让他印象深刻、非常钦佩。
一年春天，周毓麟因胃病住院，在动手术的前一天，袁光伟和沈隆钧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还未问候几句，周毓麟便说：“有一个问题，我很关心，对于描述能量传输过程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数值求解，通常将差分格式与非线性迭代分开进行理论分析，但实际求解中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能否从理论上严格证明这样的迭代差分格式是收敛的呢？”
他完全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担忧。
袁光伟告诉记者，当时我国的计算机性能有限，难以开展大规模精密化的数值模拟，而做实验又有限制，必须先做好理论论证与设计。即使现在计算机性能好了，能否获得新的更高效可靠的求解方法依然非常重要。“周先生一直强调，要做到万无一失，所有工作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尤其是在当下不允许做热试验的条件下，更需要为数值模拟奠定严格的数学基础。”
在60岁到80岁的20年里，周毓麟再登学术高峰，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系统理论，引领了国际研究热潮。
周毓麟的言行感动着身边人，而他却平和地说：“俗话说，过到老，学到老。我要与时俱进，过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我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
“在学习与工作中，会有失败的苦恼，会有困难的煎熬，会有成功的喜悦。尝过甜酸苦辣的味道，才会真的取得一些进步。”周毓麟从不以大师自居，平易近人。
他天性直率，是同事口中的“老周”，在学术上十分较真，从不模棱两可。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记得，他曾把一份调研报告送周毓麟审阅。周毓麟不仅对内容提出了建议，而且对文字的书写规范，例如什么地方该另起一段、段的开头空两格等提出了意见。“我后来也见到了周先生写文章的手稿，行文整洁，删改的地方均用笔圈起来，里面再画上斜杠，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这种性格与他的家庭密不可分。周毓麟出生于上海，母亲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母亲教我们做人要有志气、有骨气，努力学好，不能自私自利。”周毓麟回忆说，犯了错，有时会被打手心。
青少年时期的周毓麟活泼开朗、兴趣广泛，画国画、逛书市、看电影、练武术……他还是个“孩子头”，带着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踢球。
这或许培养了他的乐观心态。60岁之后，周毓麟的身体状态并不好，面对别人的问候时，他常常开玩笑：“你问的是几号老毛病？”
周毓麟对荣誉、奖项、称号的淡泊，让好友和后辈们深受触动。
在准备报奖材料时，周毓麟总是说“算了”。他直言：“为什么说‘算了’？因为我觉得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一般人都觉得，原子弹、氢弹不都是物理学家操心的事情吗？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我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
周毓麟的学术成就、人格魅力、精神思想至今被学界深深怀念和传承，他的赤子之心、纯粹之爱至今感动着后人。
“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实际上，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上，不断提高对数学的认识。这一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去做研究的动力。对我来说，三次转变研究方向就是三次提升。”周毓麟说。（记者韩扬眉）
原标题：周毓麟：“国家需要我，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