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歌文体来说，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诗歌风格论，狭义则指诗歌体裁论，即诗歌这种体裁有什么特点，有哪些规范等，本书取其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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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体的讨论，一直是中国诗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所见最早的论述大概是曹丕《典论·论文》，论述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八种文体的不同特征，认为“诗赋欲丽”。这种观点与西汉以来贾谊、扬雄、司马相如的观点颇不相同，贾谊等论者基本以儒家诗论论诗，大多讲求诗歌的社会功能，盖诗赋不徒欲丽。曹丕在魏晋“文学自觉”大风气之下，将文学的艺术性渐渐凸显出来，其以“丽”论诗表现了他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见识。“麗”：形声，从鹿，丽声。其字本作“丽”，后加“鹿”，成为形声字。鹿形丽声，鹿成对，并驾，“麗”本义就是成群、结伴、成对。“麗”用来形容文辞，则有对偶的意思。《文心雕龙·丽辞》说：“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此中“丽辞”就是对偶辞句。引申开去，文句之对偶，音韵之铿锵都可以称为“丽”，这种美正是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美。那么曹丕说“诗赋欲丽”，可以解释为他对诗赋文辞华美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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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陆机《文赋》的文体区别意识进一步加强，共论述“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并将诗、赋区别论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与赋各自描写对象不同，文辞风格也不一样。“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指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文选》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缘情也就是言志表意；绮靡，李善注：“精妙之言。”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记》云：“绮言其文采，靡言其声音。”杨明先生认为“绮靡”是美好之意。“诗缘情而绮靡”是指诗歌因情感而生，美好动人。这种美好不只包括情感，也指它的文辞要美好，诗歌整体上给人美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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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曹丕、陆机对文体的论述还只是点到为止，约略而言，并没有说得很清楚，那么挚虞《文章流别论》考察源流，分析其特征，则更进一步。挚虞论诗，以《诗经》为主，所以他认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情志为本”，这个算不上新见，但是“成声为节”“曲折之体”，说出诗歌声律、音韵上的美感，这是能反映当时的诗歌特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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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刘勰，《文心雕龙》论文体，大致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两类，也重视声音、节奏对文章的重要影响。刘勰共论二十种文体，《明诗》是论文体中的第一篇。此篇着重叙述诗歌发展流变史，对历代名篇作点评，有很多精彩之言，但是对于诗歌文体特征及其规格要求，刘勰说得非常空泛，而对其他应用文体，则说得很明白。所以杨明先生说：“想来这是由于作诗最需要灵感和天才，需要高度发达的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而这些是难于如论应用文那样概括出要点的。”所以对诗歌文体特征的论述，至此仍然停留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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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诗，他反对声律、反对用典，主张自然之美，这不仅有指陈时弊的作用，也影响了宋诗话，宋诗话中针对当时某些诗派在对偶、格律上的斤斤计较，就常常以钟嵘之言为依据反驳。钟嵘从创作角度谈诗歌，首先论诗歌产生的原因，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当然不仅自然影响人之心灵，社会生活也会触动诗情，所谓“佳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生活给人的影响，诗歌因“情”动而发，这是钟嵘论诗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其次钟嵘认为五言乃“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原因在于“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也就是说五言诗能将对象最深微的地方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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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绎《金楼子·立言》下篇从文笔之辨的角度论述“文”“笔”性质上的差异，其论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如果说刘勰从文章形式将文体分为两大类，有韵之文，无韵之笔，那么萧绎则是从文体性质上明确指出“文”要有辞藻华美、音节动听、情灵摇荡的特征。虽不是专论诗歌，但是诗歌乃有韵之文一类，所以萧绎论“文”的特征也适合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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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各家对诗歌文体特征的阐述还是很模糊，但是我们可以约略概括为以下两点：诗歌写“情志”，但是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偏于“情”的描写，并且要有“滋味”“情灵摇荡”等；诗歌讲格律声韵，具有节奏之美，其语言应该有别样的美感。唐代诗歌理论极少，就是现存的几篇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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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宋诗话与唐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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