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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收录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最早的诗距今已经三千来年。这么久远的时间，加之上古时期文献又不足，我们能依靠什么来准确理解这些诗篇的主旨呢？近日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新书《大邦之风——李山讲〈诗经〉》，作者像破案一样，通过“物证”“人证”等信息，破解着《诗经》中的一个又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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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经》中大家都熟悉的《关雎》一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几乎人人都会背诵，但谁知道“雎鸠”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有配图的《诗经》读本，对“雎鸠”鸟的介绍，常常选用日本学者细井徇的画作。但细井徇画的是一只尖嘴的鱼鹰，而“关关雎鸠”，其“关关”是“呱呱”的意思，能发出“呱呱”声音的绝不能是“尖嘴”的鸟，只能是“扁嘴鸟”，“扁嘴鸟”又多是水鸟，是候鸟，当沙洲上出现了呱呱叫的候鸟，意味着春天来了。诗歌开篇第一句，是为了把人带到初春的光景。李山根据文献的记载，以及诗篇的意境，认为“雎鸠”鸟的样子应类似绿头鸭，俗称野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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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中原地区的河流边，呱呱叫的水鸟在沙洲上捕鱼，意味着春天到来了，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情景，在北方满目褐色的冬景之中，慢慢地冰消雪化，在料峭的春风中感到一丝温暖，风轻了，各种味道出来了，鸟的声音出现了，天时在变，诗歌由万物生长自然联想到人类生活要跟上节令的步伐。”（《大邦之风》）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淑女君子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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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雎》一诗的主旨，古代经生们附会为两说，一说为刺康王。周康王和夫人休息，第二天起晚了，所以有人就演奏《诗经》，告诫周康王，要像《关雎》里的夫妻一样和谐，和谐就是节制；一说为美文王及其后妃。周文王和他的夫人多么和谐啊，是后人的榜样。而我们单纯看这首诗，完全看不出其与周康王或周文王的关系，也在史料中找不出任何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近代以来，人们又多将此诗视为爱情诗，而李山则从“钟鼓”等物证上指出，这更应该是一首婚姻典礼的仪式乐歌，谈恋爱“琴瑟友之”，尚可以理解，但“钟鼓乐之”，是演奏成套的钟鼓，需要一定的身份，更需要组成一个“乐队”，把这样的场面说成是男子向女子求爱就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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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几十年来研究《诗经》的学术成果，有很多打破传统误解的新见。又如《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众说纷纭。汉代经师认为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春秋早期秦国的君主秦襄公不能用周礼、不懂礼仪。然而，我们从诗篇中根本就读不出这一观念，这一解读有点莫名其妙。宋代的朱熹也读不懂，他说不知道这首诗的主旨在说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朱熹之后又有人附会说这首诗是招募隐士的诗篇，所谓伊人，就是隐藏山水中的高人。到了近代，和《关雎》一样，《蒹葭》也被看做爱情诗，所谓伊人就又变成了自己思念爱慕的那个人。《大邦之风》的作者则从文化学等角度考证，认为此诗实际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歌唱。在解读这一首诗的时候，作者以材料和证据为支撑，而进行了合理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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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有考古学者为了寻找西周镐京遗址，到陕西沣河中游西周故地做实地调查，其中一个发现与《蒹葭》诗篇相关：在汉代建造的昆明池靠北端，推测为西周辟雍的水域所在地，发现了一座石头雕刻的男人像。根据文献记载推测，他就是牛郎。汉代班固和张衡作《二京赋》《两都赋》，都曾写到他，前者说：“左牵牛而右织女。”后者谓：“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这就是说，牵牛像的左手方向还有织女像。按照这一线索，人们在昆明池水域之外，在牵牛像所在小岛的西南方向的一个村庄，居然发现了另一座女性石像，即织女的石像。两座石像，正好是一左一右，隔水遥遥相望。昆明池建筑是汉代的，但石像未必就是汉代的，其起源可能更早些。李山联系《诗经》中另一首诗《大东》谈及周人的信仰，认为牵牛织女实际是周人的象征符号。西周崩溃后，平王东迁，其故地为秦人所有，而古文献记载，秦人占领周地后，有青牛作怪，那么这个牛郎的造像，很可能是秦人受到留在周人故地的周人遗民信仰的影响，在辟庸祭祀牵牛之神而树立的。这样解释，“宛在水中央”的就是牛郎，逆流、顺流寻找而无果的就是织女了。作者将这样一首诗通过人证、物证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联系在了一起，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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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多年来都致力于将学术研究回归到大众视野中，让更多的人喜欢《诗经》，喜欢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审美。《大邦之风》中以名物纠正、探究诗意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作者又不是为了博人眼球，为了出新而求新，而是在其几十年学术研究的积累之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诗经》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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