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说：“声歌之道，律学、音学、辞章三者而己。”中国音乐文学跟乐律学、乐器学、歌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国音乐文学体系，将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变化的旧音乐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百年间形成的新音乐文学相结合，传承和发展汉语言听觉审美，并运用于当代声乐创作、表演、传播实践，是当今中国文学界与音乐界共同勉力担当的艺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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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言词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文学旧传统，是中华礼乐文明、士大夫生活与传统民俗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文言词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语音语义单位有：单音字、双音词、三到四音词组、四言句、五言句、七言句、杂言句、上下联句、诗歌、散文等。双字词逐渐成为最基本语音和语义单位，读、句、韵、阙、篇成为最基本的结构。由声调抑扬而形成的格律，和由语义形成的逻辑重音，是汉语言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这一文体则集中体现了汉语言音乐化的成就。龙榆生说：“我们明白了中国民族诗的传统，内容是富于正义感的、符合汉民族热爱和平的特性的，形式是富于音乐性的，符合汉民族单音语言的特性的。”吴梅说：“欲明曲理，须先唱曲。”富有表现力的汉语言声乐作品包括诸多要素：字（平仄）、词、读、句、韵等不同长度的语义单位，既规定了词组内部语音的长短、轻重关系，也规定了词组之间的远近关系，形成丰富多样的节奏型；平、上、去、入四声，宫、商、角、徵、羽五音，喉、舌、齿、唇、牙五体相互配合，语感与声腔在旋律中交织；角色、性格、情绪、情感被放置到诗词设定的时空中，形成特有的审美意境。而所有要素，都要通过声音这一载体来表现。杨荫浏曾提出建立一门语言音乐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音乐与文学高度结合，最终实现语音和语义、人声和器声水乳交融，几乎不可分离。听觉是诗歌意义呈现的主要方式，音响成为诗歌创作、传播、接受、阐释、发展的重要媒介。朱载堉说：“先学诗乐然后经义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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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体诗词不是一个封闭的、僵硬的，而是一个强大的、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外来音乐元素和新兴音乐元素不断被吸收，与时代审美同步，音乐与文学、人声与器声、内容与形式相互推动，共同发展，不断将人文精神与听觉审美结合起来，成为人类文明中审美的最高峰。陈钟凡说：“其事（中国音乐文学）在六百年前，较任何国进步为早，不能不算是文学史最大的光荣。”中国古代音乐文学，是世界声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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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学起步非常早。朱载堉认为“学歌先学尧、舜、夏、商遗曲。”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所刻《乐律全书》收有若干儒家仪式音乐和文人音乐，包括太庙旧制《初献乐章》《关睢》《沧浪歌》《南风歌》《康衢歌》《夏训》等歌诗数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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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和五年（1768）刻成的《魏氏乐谱》，由魏皓传承、平信好校订，收入歌诗215首，其中上古歌谣《南风歌》1首，《诗经》23首，汉魏晋南北朝乐府30首，隋唐五代歌诗47首，宋代歌诗86首，明代歌诗6首，《大成殿雅乐奏曲》6首，大祈殿仪式歌曲7首等。以歌为主，词为古代名诗人名作，每曲各存一体，其歌法则取正于笛，其声温柔和畅，配器有笙、笛、横箫、觱栗、小瑟、琵琶、月琴，而考击则大小鼓、云锣、檀板等。钱仁康认为：《魏氏乐谱》是一份极其宝贵的音乐遗产，日本人称之为“明乐”，其实它和明代的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毫无关联，它的来源是很古老的，是南宋以前宫庭音乐代代相传的历史遗留，为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提供了一部极珍贵的文献。《魏氏乐谱》保存了明代及以前的歌诗，其音乐有历代宫庭音乐的遗存，也有日本音乐元素的渗入。如汉武帝《秋风辞》、《长歌行》就有汉乐府相和歌的特色，王维《大同殿》、李白《清平调》有盛唐宫庭音乐的风范；张祜的《思归乐》、卢纶的《宫中乐》有很强的日本风味；大量作品如柳宗元《杨白花》、欧阳修《朝中措》、辛弃疾《千秋岁》都有很强的文人音乐特色。《大成殿雅乐奏曲》直接译自《乐律全书》。可见，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料。1907年，留日学生华振将其中一首《清平调》收入《小学唱歌第一集》。1934年，黄自作《长恨歌》即参考了其中的曲调。钱仁康、傅雪漪、张前、郑祖襄、徐元勇、刘崇德、漆明镜等都做过大量译介和传播工作。我们也编配和录制了24首。我们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和五年刻《魏氏乐谱》50首，作为基本教材，引入古谱诗词课堂。漆明镜有凌云阁六卷本总谱全译，《魏氏乐谱》的校订、注解、录制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作，其巨大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深入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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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十一年（1746），受乾隆钦命，庄亲王允禄领衔编成了《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分宫、商、角、徵、羽五函，共82卷，收录曲目4466首，可谓集中国千年传统音乐曲谱之大成。吴梅说：“其间宫调分合不局守旧律，蒐采剧曲不专主旧词，弦索箫管朔增交利。自此书出而词山曲海汇成大观，以视明代诸家，不吝爝火之与日月矣。”其中歌诗谱即有177首，其中唐五代诗词29首、宋金词139首，元明词6首，还有一些诗词无法考订其年代。吴志武认为，该书为旧曲辑佚及存目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对象，也为曲牌的格律演变提供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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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谢元淮编成《碎金词谱》14卷收词449调559阙，和《碎金续谱》6卷收词180调224阙。谢元淮在序中说：“尝读《南北九宫曲谱》，见有唐宋元人诗余一百七十余阕，杂隶各宫调下，知词可入曲，其来已尚。于是复遵《御定词谱》《御定历代诗余》详加参订，又得旧注宫调可按者如千首，补成一十四卷。仍各分宫调，每一字之旁，左列四声，右具工尺，俾览者一目了然，虽平时不娴音律，依谱填字，便可被之管弦，挝植适途，未可与扪籥谓日者辨也。”钱仁康说：“《碎金词谱》是传承用南北曲唱词的重要典籍。”郑祖襄认为，从音乐形态上分析，《碎金词谱》是昆曲风格的音乐，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的价值，甚至认为它们是清人的托古之作，这是元明以来，南北曲音乐发展的结果。我们选了55首编入《碎金词谱精选》作为教材。编配和录制了约80首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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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重新修订《学堂乐章》《学务纲要》，专门提到：“今外国中小学堂、师范学堂，均设有唱歌音乐一门，并另设专门音乐学堂，深合古意。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俑将来设法考求，再行增补。”陈钟凡说：“中古文学随音乐而演进，而音乐又随文学而嬗变，彼此相互影响，其关系至为明显。惜其乐谱不可得知，其音节遂无从推测。”将古音雅乐增补入课堂，这一拖就是一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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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古谱诗词，其谱多为减字谱、俗字谱、律吕字谱、宫商字谱、工尺谱，以工尺谱为主。这些古谱诗词对音高、节拍等作了部分提示，今人要阅原谱唱词相当困难。但不管怎样，这些乐谱为我们恢复中国音乐文学的听觉形态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远比新谱曲更有文化价值。谢元淮说：“盖唐人之诗以入唱为佳，自宋以词鸣而歌诗之法废，金元以北曲鸣而歌词之法废，明以南曲鸣而北曲之法又废。其废也，世风迭变，舍旧翻新，势有不得不然。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虽去古人于千百世之下，必将无有不同者。兹谱之作即以歌曲之法歌词，亦冀由今之声以通于古乐之意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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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谱诗词对续接中国文学传统，唤醒文人音乐基因具有重大意义。2008年起，我们持续开设古谱诗词课程，将识谱、译谱、校谱、唱谱有机结合起来，让成百上千的学生像练习书法字帖一样，习得中国传统歌诗文化。2014年，我们在上海东方讲坛创建风雅中华歌诗品牌，通过导聆与表演相结合的形式，向听众推广古谱诗词。我们在国家图书馆、中华艺术宫、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安徽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浦东图书馆、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湖南理工学院、湘南学院、宜宾学院、绍兴文理学院、江苏省美术馆、贵阳孔学堂、温州文化馆等单位举行了上百场讲演会和音乐会。我们在海内外建立了30个古谱诗词传承基地，在上海浦东图书馆开设青少年诗乐班，在上海奉贤创办东方美谷诗歌节。我们与上海浦东图书馆合作申请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文献建设项目，共同拍摄40课《中华古谱诗词》慕课和公开课。我们受到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民间外交项目资助，走出国门，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泰国、突尼斯等国家上演十余场，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我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把古谱诗词带出去，把赞许和掌声带回来，表达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敬意、对共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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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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