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历来是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今年也不例外。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科技创新前所未有被寄予厚望，而基础研究则是创新之源、重中之重。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在两会前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一言以蔽之。
正因此，在今年高度凝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基础研究再被着墨，“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2019年是中国基础研究有标志意义的一年”
“近几年，我国基础研究在稳步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主任、中科院院士杨卫委员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础研究有赖于一代一代的传承，想要一下子实现突破也不太可能，“你想追上别人不太容易，但一旦追上了也能至少保持几十年的领先”。
杨卫分析，2019年是中国基础研究有标志意义的一年，以前总说中国论文数量多，但实际上按照通用数据库Web of Science或ESI统计的话，中国学术产出去年才超过美国。另外一个数字是，中国的高影响学术成果，即被引用量排名前1%的论文与美国相提并论了。
杨卫举例说，近年来我国重大传染病基础研究的进展出现了最直观的变化。
“2003年非典时，最早的病毒基因测序、病毒解析，都不是我们做的。后来在抗击禽流感、埃博拉中，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迅速跟进，在这次的新冠病毒研究中，从测序到冠状病毒结构解析，我们做了大量及时的工作，不仅为疫情防控提供依据，也为世界同行贡献了宝贵数据。”杨卫说。
这也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解决急迫、重大需求的例证。“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都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有望成为颠覆性技术的摇篮。”杨卫认为。
当前，中国基础研究正在迈向高新技术式创新和颠覆式创新的新台阶。到了颠覆式创新阶段，基础研究产生新思想、贡献新知识，进而带动新技术产生、开辟新市场、集成规模效益。
应用基础研究是企业创新发展原动力
“国家经济发展对颠覆性技术的巨大需求，使基础研究正从发挥‘重要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迈进。”杨卫称。
对此，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代表感同身受。“要突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核心技术环节的制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任在肩。”他说，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高水平基础研究的供给和支撑，需求牵引、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战略意义凸显。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眭纪刚认为，基础研究解决“为什么”或“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主要由大学开展。而应用基础研究既要解答“为什么”问题，又要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可分为国家战略导向型和产业需求驱动型基础研究，前者主要由科研机构开展，后者则由企业开展。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好比科技创新的‘深蹲助跑’，蹲得深爆发力才强，助跑快才能跳得更远。”眭纪刚说，随着更多的企业进入“无人区”，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搭便车来获取知识，更不能通过模仿跟踪参与国际竞争，很多先进技术背后的基础性原理，都需要中国企业自主探索。
在彭寿看来，应用基础研究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虽然投入大、见效周期长，存在一定风险，可一旦取得突破，就会催生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给企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在中国建材集团的战略引领下，我们通过加大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功量产了世界最薄0.12毫米柔性触控玻璃，并实现了自主生产高世代浮法液晶玻璃基板零的突破。”彭寿告诉记者，由此带动下游行业制造成本下降60%，彻底打破国外垄断。
硬核“神助攻”还需哪些外力加持
如何进一步让基础研究实现“深蹲助跑”功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志刚坦言，原始创新方面相对薄弱，这确实是中国科技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
“我们在国家规划、政策制定、资源安排方面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过去一年我们在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这个投入相对于其他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等方面来讲增长更快，达到了10%以上的增长。”王志刚透露。
尽管基础研究经费增幅不小，杨卫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同时，现在对基础研究资助力度最大的是中央民口的财政经费。“我们呼吁，要撬动地方、企业和国防投入的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初，科技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导向。
5月，科技部官网公布《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其中提到，加强基础研究统筹布局，加强重大科学目标导向、应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部署；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政策红利接踵而至，接下来，如何引导激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眭纪刚给出相应建议，比如，针对产业需求驱动型基础研究项目，企业可提出需求并招标，高校和科研单位通过竞标与企业联合开展基础研究，国家视项目重要性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政策支持。
“政府可通过力度更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刺激和引导企业加大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项目的投入。”眭纪刚说，对于一些社会效益大、行业应用范围较广的基础研究，政府应给予财政补贴，降低企业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