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鲁迅来到北京，直到1926年离开，鲁迅前后在北京生活了14年，除故乡浙江绍兴之外，北京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在北京，周树人“进阶”为鲁迅，成为永远言说不尽的文化偶像。仅凭“培育”了鲁迅这一点而言，北京就无比重要。而鲁迅对于北京也格外钟情。1934年12月18日，在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写道：“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1936年，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鲁迅扶笔致信颜黎民，信中自陈：“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也想去看看。”
“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1912年5月5日，31岁的周树人踏进了“四九城”。
鲁迅恐怕是带着许多失意进入北京的，此前他在浙江杭州、绍兴的生活并不顺心，和夫人朱安之间的障壁已是人人知晓的，他甚至托朋友帮他找工作，并表示“虽远无害”。然而31岁的年纪即便在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京津路上，“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揽”，12字足以道出心中的疲惫与惆怅。进京后的第二天，鲁迅搬进绍兴会馆，然后到教育部去上班。5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鲁迅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因为进入一个新环境而有些许的兴奋。绍兴会馆和教育部，一个是栖身的寓所，另一个是供职的衙门，这两处恐怕最了解彼时的鲁迅。
鲁迅任职的教育部就在人来人往的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的教育街上。大院本是清初的敬谨亲王府，1905年废除科举后，王府改为清学部，辛亥革命之后延作教育部。大院主体现在分作教育街1号和3号，1号是一座精致的宅门，为一座学校占去；3号则是武警招待所，宅门是一座不多见的两层小楼，高大而宽敞，门口外八字的影壁墙更是平添了许多恢宏，依稀可见旧日王府的气派。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了13年，先是被任命为佥事，后又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职责范围涉及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戏剧的调查等。
至少从其日记来看，周佥事对于工作还是分外勤勉的。比如说为了保护历史博物馆送到德国去的展品，他曾“宿于部中”“不眠至晓”；在“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期间，他曾认认真真去检查场地条件；京师图书馆要另觅新址，他便四处去寻找合适的房子；到西安讲学时，他应当地“易俗社”的邀请去看演出，离镐之际，他有感于易俗社“难能可贵”，又是题词制匾，又是倾囊相赠；包括“以旧文为音符”的“汉语注音符号”得以通过，这也同他在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中的支持不无关系。除了在教育部的工作外，鲁迅还经常到琉璃厂、青云阁、万牲园、什刹海、东安市场等处闲逛；此外，他在广和居、便宜坊、同和居等处的饭局也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单凭这些，也许会让人觉得鲁迅性格开朗、活跃，是一位时新人物。然而，绍兴会馆内的鲁迅似乎却陷入浓浓的郁结之中。
绍兴会馆位于菜市口的西南角，距离教育部步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出宣武门一直往南便是，周围有法源寺、湖南会馆和谭嗣同故居所在的浏阳会馆。周作人曾描述过这一带的街巷，然而，周遭环境早已大变。绍兴会馆靠近南半截胡同北口，坐西朝东。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先是住在会馆北部的藤花馆，半年后搬入“院中南向小舍”，又过了三年半鲁迅搬到了会馆南端的“补树书屋”。但给人的印象是这几处条件都很一般，住进藤花馆的当晚，三四十只臭虫就给了鲁迅一个下马威，鲁迅只好在桌子上对付了一宿。补树书屋的采光估计不太好，房间朝东，“极北一间被下房挡住了阳光，所以关闭不用”；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槐树，尤其一想到多年前的女吊，更觉偏僻冷静。
2012年我曾专门去找绍兴会馆，发现宅门已经朽烂，里面变成了大杂院，藤花馆、补树书屋都难于辨认了。去年再去看时，会馆已经腾退一空，门口还围起了彩钢板，无法入内。
回到会馆，如果饭后无客，鲁迅便开始回房工作。从日后的“成果”来看，最值得重视的大概是小说研究与抄录古碑，不过在当时鲁迅不但没有什么计划，相反不过是“麻醉自己灵魂”的“种种方法”而已。1917年1月22日乃是丙辰龙年除夕，鲁迅却照例“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在日本时鲁迅便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然而国民性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识、品质问题，国民性的塑造同时代、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鲁迅所关心的，莫不如说是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回国之后，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无论对于社会前途还是个人命运均同样感到深刻的悲观，对于起居环境和日常生活，他自然就更不在意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短小瘦削，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小脸的一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周作人说鲁迅的作品中没有哪一篇比这一篇更加接近生活实际。他的常用笔名“唐俟”其实是从他自号“俟堂”颠倒而来，他还刻了一枚方章，印文曰“竢堂”，意思很直白，就是“待死之堂”。钱玄同邀请鲁迅出山时，鲁迅打了个比方，认为不应当叫醒铁屋子中熟睡的人们而使其感到就死的悲哀。在鲁迅的心中，他早已把自己归在那等死的一群。
苦寻“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到补树书屋做客，他同鲁迅两个人从下午一直聊到夜半，谈话的结果是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写文章。先是《狂人日记》，紧接着是《孔乙己》《药》和《明天》，“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钱玄同的造访对于鲁迅来说并不稀奇，在此之前和之后，钱玄同都曾到会馆来，两人在日本时都曾拜在章太炎的门下，关系甚笃，鲁迅曾戏称他叫“爬来爬去”。是钱玄同把鲁迅介绍给了《新青年》同人，但鲁迅的改弦更张显然不只是因为好朋友的一番规劝这么简单。
鲁迅曾谈到《呐喊》的来由。比如在《呐喊·自序》里，鲁迅从年轻时做过的梦讲起，回顾了自己从绍兴到日本再到北京的绍兴会馆的经历，指认自己是“苦于不能全忘却”那些“已逝的寂寞的时光”而开始写小说。十余年后旧事重提，鲁迅又“补叙”道：“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细细品味前后两番表述不难发现前者更加主观、更具个人抒情性，似乎鲁迅心中那些“寂寞的时光”“无端的悲哀”正急迫地待编织成“精神的丝缕”，我猜想鲁迅在落笔的时候可能颇有些动情；而后者则显得要平静得多，语气更像是某种公开的回顾与介绍，仿佛是经历了许多变故之后，鲁迅更加看重“启蒙”的意义。无论从哪种说法来看，钱玄同的到访都只是一个契机。
为了避免袁党的猜忌以及迫害，鲁迅在绍兴会馆里借读佛经、抄古碑、整理古籍来消磨时光。也就是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鲁迅似乎也要一并“回到古代去”，他麻醉自己的方式不由得让人想到他笔下魏连殳的悲剧：“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该如何理解鲁迅的这种“反常”呢？在鲁迅偏爱的古代作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屈原和嵇康。屈原身上最突出的大概就是他的悲剧色彩和抗争姿态，这两点在不同阶段似乎总是感染着鲁迅。在鲁迅19岁时作的旧体诗《莲蓬人》里，“芰裳荇带处仙香”中的“芰裳”显然是向《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兮”借典，以香草来象征高洁品质的写作方式很明显也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初到日本，鲁迅购买的日文书籍中除了“摩罗诗人”的作品之外还包括一本“日本印行的《离骚》”；弃医从文之后筹办刊物，最初拟用的刊名《赫戏》和《上征》都出自《离骚》，“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些都说明鲁迅很早便非常熟悉并且非常欣赏屈原；《彷徨》印行时，鲁迅从《离骚》中摘了两句诗印在扉页上。此外，在《自题小像》《〈自选集〉自序》《悼丁君》等产生广泛影响的诗文中，鲁迅都曾多次征引《离骚》。基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立场，鲁迅早期力倡“摩罗诗人”“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但民初的社会现实不仅让鲁迅大失所望，而且还陷入彷徨与麻木之中。大概正是因为尽管时代不同，但相似的个人与时代之间那种紧张的对峙感和激烈碰撞之后的溃败感，使得鲁迅把屈原引为同道吧。
关于嵇康，从其日记中可知，鲁迅从1913年起就开始阅读、校勘《嵇康集》。但从鲁迅关于《嵇康集》的序、跋、考当中却看不出为什么他对嵇康情有独钟。和揣度鲁迅对屈原的偏爱一样，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出发或许也可以理解鲁迅对嵇康的兴趣。鲁迅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从时代风气来讨论生活方式和写作活动的。鲁迅认为，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但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文学歧见却暴露出魏晋文人无法超越时代政治的束缚；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等饮酒、服散、反抗旧礼教，看似乖张高傲，但其实不过是为了反抗政治威权、掩饰彷徨内心的障眼法而已。这和袁世凯复辟期间鲁迅的自我麻醉是不是很相似呢？当个人与时代产生冲突的时候，嵇康不像屈原那样与之激烈碰撞，可嵇康对自己的方式也是不满意的，而且最后的结局仍然是悲剧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消极的，两种方案都失败了。这可能正是让身处相似困局的鲁迅深感触动之处吧。虽然最终的结局令人沮丧，但相较于孔孟，鲁迅仍然更加激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斗志。何以鲁迅会采信“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何以鲁迅会推崇“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精神能量的获取和厚植也许正是得益于他对石碑、古籍的一次次打量？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2019年度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北京现代文学遗迹研究”[SM201910009001]的阶段成果）
原标题：寻访鲁迅在北京的遗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