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领域的进步增进了人类福祉，但亦可能被滥用，特别是被用于发展和扩散生物武器。为弘扬负责任的文化，我们鼓励所有科学家、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将《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以下简称《天津指南》）的内容纳入其相关实践、章程和法规中。”日前，国际科学院组织发布声明，核可中国天津大学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牵头，多国科学家共同研讨达成的《天津指南》。
记者8月7日采访相关专家获悉，来自21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了《天津指南》的制定过程，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内容以中国倡议为主的生物安全国际倡议，《天津指南》的发布将对未来生物科学研究和生物产业开发产生重要影响。
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据介绍，生物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包括新发突发传染病、新型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重要遗传资源和基因数据流失、生物武器与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等，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当今社会，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不断融合发展，生物技术误用、谬用导致出现灾难性后果已成为可能。生物安全无国界，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参与生物安全事件国际救援、共同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此次《天津指南》全文分为道德基准、法律规范、科研责任、研究对象、风险管理、教育培训、成果传播、公众参与、监管责任和国际合作十大部分，为其他国家和机构层面的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工作范本。
参与此次《天津指南》编写工作的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王蕾凡研究员告诉记者：“《天津指南》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家应尊重人的生命和相关社会伦理。他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要通过和平利用生物科学以造福人类，要弘扬负责任的生物科学文化，要防止滥用生物科学，包括避免生物科研破坏环境。”
《天津指南》要求科学家肩负“应认识到生物科学有多种潜在的滥用风险，包括可能被用于发展生物武器。应采取措施，防止生物制品、数据、专业知识或设备被滥用并产生消极影响”的科研责任。科学家在追求生物研究效益时，应识别并管控潜在风险，“考虑潜在生物安全关切……建立预防、减缓和应对风险的监督机制和操作规程，并致力于构建生物安全文化。”
同时，《天津指南》鼓励科学家及研究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加强学习交流，共同致力于生物科学的和平创新和应用，分享生物安全最佳实践。
把脉生物产业的“未病之病”
随着前沿生物技术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学科深度融合，各种新兴生物产业相继衍生，这些产业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也日益加剧。如果对相关企业的门槛、资质等不加管束，全人类将面临安全威胁。
“生物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即使在科学层面上具有可行性的原创技术，在商业化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监管机构、大众和科学家存在认知差距，导致新产品的批复和广泛接受有所拖延。”王蕾凡介绍，《天津指南》强调科学家群体应加强成果传播和公众参与，促进公众对生物科技的理解和关心，以兼顾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这种模式在科技创新初期就充分考虑风险和社会影响，能最大程度减少由于伦理、安全等问题的疏忽导致的科技创新失败，从而推动相关成果快速转化应用，推动社会进步。
“精准医疗、细胞治疗和基因编辑等技术极大促进了生物产业飞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包含人类遗传资源的生物制品或数据，它们不仅蕴含了关乎人民健康的隐私性信息，更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卫文教授指出，《天津指南》提倡科研责任感，强调产生的相关材料有被用于发展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同时鼓励科学家采取措施，防止在研发及产业发展中产生的生物制品、数据等被滥用，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21世纪以来，合成生物学已逐渐成为推动全世界生物产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动力，而其中DNA合成技术是合成生物学的核心支撑技术。小病毒的全基因组合成已被认为是当前最紧迫的生物安全风险，DNA合成产业对国家安全乃至世界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2020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呼吁建立全球通用的DNA合成筛选机制，以最大化减少DNA合成的潜在生物安全风险。今后，科学家们遵循《天津指南》，必将让DNA合成产业在确保生物安全的范畴下健康发展。
“我们相信，《天津指南》能够加快推动建立由各国广泛参与的全球性生物技术领域新规则。”张卫文说。（记者陈曦 通讯员焦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