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原子弹“加铀”
1955年夏，杨承宗应邀到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宴会上，苏联专家对他恭敬地说：“您是我们老师在巴黎时的学友，我们称呼您，要加一个‘大’字，您是大专家。”
送走苏联专家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中国科学家们笑道：“几天前，周总理接见苏联专家时，有个专家对总理说，‘紫光阁下没有原子能’，他笑我无人。今天，我就要在紫光阁下宴请诸位，让他们看看紫光阁下到底有没有原子能。”
陈毅激动的语气让杨承宗豁然开朗。聘书接踵而至，他的工作也异常忙碌起来。
1961年春，乍暖还寒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点将，请杨承宗担任二机部五所（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替代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组。一周前刚把档案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的杨承宗，急忙把工作重心转到五所。
节骨眼上他右眼眼疾突发，可是国家使命要紧，他不得不推迟手术。虽然后来连做两次手术勉强弥补，但手术并发症使得他的右眼渐渐变得仅存光感。
杨承宗无暇自怜。他只有一个想法：“大的事情国家拿主意；不大不小的事，三强他们去搞；放射化学这方面，我会尽我的力量。”
就像几年前犹太商人向中国政府兜售浓缩铀矿石，他紧急受命用实验证明矿石有假一样，当时钱三强说：“政治上我负责，放射化学你负责。”他笑着回应：“好。”
五所当时承担的任务是原子弹铀原料的前处理。
时间很紧张。美国仅靠200桶刚果沥青铀矿就搞定一颗原子弹所需核燃料，但在贫铀的中国，铀矿中仅得万分之几的铀，加之铀-235在铀中只占千分之7，为一个原子弹备好铀-235，就要处理上百万吨矿石。
原子弹对铀原料纯度要求又极高，杂质含量不能超过0.00001%，个别元素甚至不能超过0.000001%。要进行分析分离，没有现成设备。
可杨承宗接手时的五所，原本人数众多的苏联专家组一走，科研秩序混乱，人心涣散，废矿渣、铀矿石和垃圾到处堆放，是员工们口中的破旧工地。
“五所不用照搬苏联的工艺流程，我们可以放手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这样也好，坏事变好事！”他这样对自己说，也这样对五所职工说。
杨承宗一点点扭转五所局面。他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整饬科研秩序；从中科院调来弟子骨干，去名校挑选人才；让全所职工燃起“比学专业知识”的风气；带领大家45个昼夜就建起中国第一个二氧化铀冶炼厂……
靠着一只眼睛的视力，杨承宗每年要审定上百份科研报告，确定攻关方向、发现重要问题。下属都晓得他为人宽厚，对工作却极其严苛。“科研报告送到杨所长那里，总是提心吊胆，怕被要求重写。”
杨承宗带着平均不到30岁的队伍，将生产流程大幅缩减，纯化程度大幅提高，还针对20多种微量杂质元素，建起一整套金属铀的质检方法。
2.5吨纯铀化合物交给国家时，比预期提前3个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撼了美国遍布世界的监测探头。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消息，天安门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夜欢庆。
杨承宗却在呼呼大睡。
他和五所同事一起，提前被大客车拉到二七剧场，精彩的电影一部接一部，困极的他们回到五所倒头就睡。
原来是二机部怕超负荷工作的五所人半夜兴奋过度出事，特意将他们的狂喜“延迟”到白天。
狂喜之外，杨承宗独自品味那份还在保密的成就感：约里奥·居里先生让他带的话成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美国再也无法对中国实施核讹诈！他不仅是带话人，也是成事者之一。
他继续倡导“堆浸法”提铀，几十年后，他首提的这一方法成为行业主流。
他也开始为中国铀工业布局新的核燃料——钍。在他心中，1500人的五所不应满足于国内一流，而应提早转型，争取成为像美国阿贡实验室那样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
然而，右眼眼疾再次恶化，并因随之而来的动荡再也没能治愈。糟糕的是，他的左眼也患上白内障。
杨承宗眼前的世界，慢慢灰暗下来。
为年轻人寻找光明
在1969年冬天凛冽的寒风中，中国科大搬到合肥。由于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更因当时的混乱局面，杨承宗不得不离开奋斗9年、让他施展平生所学如鱼得水的五所。他的心中百味杂陈，带着体弱的妻子，跟随中国科大举家南下。
已近六旬的他随学生一起到铁矿开矿，白天劳动，晚上睡地铺。学生们没见过杨承宗愁眉苦脸，也没听过他叹气。学生们说，这就是“君子固穷”。
君子心中总有火苗不灭。杨承宗在合肥几易其稿写出37页的规划，想将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范畴涵盖到核燃料循环的方方面面。身处逆境还有此雄心，皆源自他对放射化学一生的痴迷热爱。
但是，因各种客观条件所限，中国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在1973年被迫停止招生。
这是杨承宗最不愿意看到的锥心一幕——这是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甚至一只眼睛的学科啊，他此生罕见地激扬文字语出失态。
没人知道杨承宗是如何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的。旁人看得到的，是他转而全力为年轻人“加铀”。
1974年，他的学生祝振鑫在京与同事翻译了荷兰学者所著的《铀化学》，出版社要求请一位著名专业学者校对一遍。
那年暑假，杨承宗从安徽合肥来到北京，挤在二女儿三代同堂的小屋里，每天拿着放大镜，趴在小书桌上，眯着眼睛，挥汗如雨，逐字校对16万字的书稿。
400多页的书稿，他不仅在每页都标出多处修改的地方，还另外写了33页纸，把错误、修改的理由，以及初译者把握不准的一些介词、前置词和习惯用语的正确用法都一一列举出来。
当从劳动农场骑车30多公里赶过来的祝振鑫看到书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能带给老师的礼物唯有一书包的老玉米棒子。
杨承宗用爽朗的笑声打消学生的尴尬。一身是汗的他，坚持给同样一身是汗的学生扇扇子，啃着玉米还夸赞说：“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玉米啦！”
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大副校长。
为了保留下来的辐射化学专业长远发展，杨承宗向学校提出从国外购买大钴源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他自己“吃”过很多放射线，一心想为后辈打造万无一失的保护伞。
他对钴源室的安全建设提出很多要求，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他总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保证绝对安全。”最后的验收也是他上阵把关的。
直到今天，中国科大钴源辐照装置依然每天迎接前来做实验的师生，成果产出不断。
在合肥，几近古稀之年的杨承宗还干了一件开全国之先河的事。
1979年，一次会议上，有代表说孩子只差0.2分没考上大学。这让杨承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能否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安徽高校现有师资、设备，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
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1980年，全国第一所新型模式的大学——以联合办学、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为办学方针的合肥联合大学成立了。杨承宗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叫好竞相仿效。
当时他的右眼已看不见，左眼白内障逐年严重，医生要求他耐心等待白内障成熟方可手术，他年年满怀希望来京问诊又失望而归，看材料时眼睛几乎贴到放大镜上。
就在眼前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中，他种桃种李种下春风，为大量年轻人打开了人生闪亮的新窗口。
法杨公何事这样开心
为了继续工作，视力越来越差的杨承宗有的是办法：身体硬朗的他提前用上拐杖防摔，把家里的灯泡都换成100瓦增加采光，在每个房间都准备好几只高倍放大镜随手可用，兜里揣好几副不同度数的眼镜随时切换……
而孩子们最佩服父亲的是，他不仅在失去一只眼睛后依旧洒脱，在双眼几乎失明时仍能笑声朗朗。
杨承宗的笑声一直极富感染力。住在中关村特楼一层时，孩子们好几次听到敲门声去开门，来人都说没事，只因路过窗口听到法杨公开怀大笑，想知道法杨公何事这样开心呢。
其实靠他一人工资度日的大家庭长年捉襟见肘。回国时他没讨要自己的垫款，为了还家中旧债悄悄卖掉心爱的相机和手表。虽然订购全家过冬必备的棉袄需向王淦昌借钱，他还是会带着孩子们苦中作乐。
一生宽厚谦让的他笃信，靠霸道强硬并不能所向披靡，就像坚韧的老藤一样，温柔之人只要内心平静坚定，所拥有的力量必将更为强大和长久。
从合肥彻底退休后，对于能重回中关村老楼他非常满足。一年冬天，回国看他的家雷说房间冷得受不了，他却哈哈一笑，掀起棉袄，得意地展示自己的小发明——用宽布条把里面的棉背心圈圈绑紧在腰身上，他说这样就暖和了。
令他开心的是，左眼接受白内障手术后，几十年来灰暗的世界重又明亮美丽。
视力恢复后杨承宗曾受邀重回巴黎。当年他在巴黎带的女学生莫妮卡·帕杰斯已是居里实验室主任。拿出约里奥·居里夫人1951年让他带走的那枚钥匙时，他露出了孩子般的天真笑容。
他一直抱有浓浓的居里情怀。在他离开法国后没几年，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母亲一样，也因与放射线暴露有关的血液病去世，但伊雷娜的女儿和女婿又接过了祖父母和父母的衣钵。
比起两代居里夫人的牺牲，失去一只眼睛的他觉得自己很健康。生命后20年他依旧笑口常开，唯一一次勃然大怒，是一个经他推荐出国进修回来的学生告诉他，觉得妻子现在配不上自己了。
杨承宗的妻子赵随元为照顾大家庭放弃了工作任劳任怨，到合肥后瘫痪16年，杨承宗始终不离不弃。他习惯了做实验的手每天娴熟操作针管、酒精灯和试剂试纸，白天为妻子测血糖值，晚上帮妻子翻身。
他就这样隐入平凡。岁月无声，大雪无痕。
直到1999年，张劲夫发表了著名的《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点名提到法杨公的贡献，杨承宗在“两弹一星”中的工作才为世人知晓。而在此之前，因为人事档案关系等种种原因，五所人都有的嘉奖他没有；很多同事和学生都评上了院士，他却无缘。
当被来访者问起这些往事，九旬老人饱经岁月的脸上，笑容一如既往地清澈而温暖，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事情做出来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生逢乱世，即使到了晚年，仍难忘记在战乱中看到的塞满整个车厢的同胞尸体。他觉得为祖国今天的安定奉献了“不大的本领”和“全部的精力”，已问心无愧。
但年近期颐他还是闲不下来。
SARS肆虐时，92岁的他心急如焚，翻阅资料、画图设计，研究用放射线杀灭病毒的办法；99岁时，他成天琢磨如何用放射性示踪原子的方法测定中药有效成分；在医院的最后时光，他和学生碎碎念叨的还是碳-14。
所以，对于父亲希望这具肉体消亡前再为科学作点实质性贡献，儿女们不意外。
不可负平生所学，永远想国家之所想，这种停不下来的习惯，如同放射线一般，已深入他的骨血。（本文图片均由杨承宗子女提供 记者肖洁）
原标题：原子弹功臣杨承宗最后的遗愿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