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于尝为益昌[1]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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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筦[2]，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刬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刬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3]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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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民死丧，子弱业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辄出俸钱，使吏为办。百姓入常赋[4]，有垂白偻杖者，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庭有竞民，易于皆亲自与语，为指白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改绵州罗江[5]令，其治视[6]益昌。是时故相国裴公[7]出镇绵州，独能嘉易于治。尝从观其政，道从[8]不过三人，其察易于廉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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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五年[9]，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状[10]者，且曰：“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11]，而易于考止中上[12]，何哉？”樵曰：“易于督赋如何？”曰：“止请贷期[13]，不欲紧绳[14]百姓，使贱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费不足[15]，遂出俸钱，冀优贫民。”“馈给往来权势如何？”曰：“传符[16]外一无所与。”“擒盗如何？”曰：“无盗。”樵曰：“予居长安，岁闻给事中校考[17]，则曰：‘某人为[18]某县，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问其政，则曰：‘某人能督赋，先期而毕；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费；某人当道[19]，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盗。’县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对，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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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以为当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为切。至如缓急[20]补吏，则曰：“吾患无以共治”；膺命举贤，则曰：“吾患无以塞诏。”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继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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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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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益昌：县名，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南。 [2]榷筦：指对某些物资实行专卖管理。筦，同“管”。 [3]明府公：唐时对县令的尊称。 [4]常赋：指按规定要交纳的赋税，与临时增收的苛捐杂税相对。 [5]绵州：州治在今四川绵阳市东。罗江：县名，在今四川绵阳西南。 [6]治：政绩。视：相当于。 [7]裴公：指裴度。度字中立，屡任宰相。《新唐书·循吏传·何易于传》说是裴休。 [8]道从：前导与随从人员。道，《唐文粹》作“导”。 [9]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会昌，唐武宗年号。 [10]治状：治理（益昌）时的情况。 [11]上下考：唐代考核官吏的善恶功过，分三等九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唐代地方官所能得的最高考绩为“上下考”，故曰设此以“勉吏”。 [12]中上：中等中的上等。 [13]贷：放宽。 [14]紧绳：过急地勒逼。 [15]“度支”句：国家财政部门所拨的经费不够。 [16]传（zhuàn撰）符：凭券，证件。古代官员、使者外出，按品级给券由各地驿站供应食宿、车马。 [17]给事中：官名，唐初吏部每年举行内外官考绩时，给事中参加监考。校（jiào叫）考：考核官吏好坏。 [18]为：治。 [19]当道：（作官之地）正当交通要道。 [20]缓急：偏义复词，急需。 [21]“使何易于”三句：即使何易于在世时没有得到“在上位者”的赏识，但在他死后肯定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因为还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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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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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在《孙樵集·自序》中称，“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幼而工文，得之真诀”。从此文来看，他是颇得史迁传记笔法的“真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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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易于作传，先以“奇事”出之：亲为刺史挽舟。顶头上司崔朴乘船从嘉陵江顺流而下，歌酒游春，兴致盎然。进入益昌县后，“索民挽舟”；身为下属的益昌县令何易于既不趋奉讨好，亦不驱民助兴，而是亲自“腰笏，引舟上下”。这一特殊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刺史的且“惊”且“问”，而不卑不亢、绵里藏针的回答，才是易于对上司“索民挽舟”的本意，民忙官闲，可以充役，则表明了益昌百姓万万不可为役的态度，同时也是对刺史不理政务、游春扰民的否定与谴责，从容、婉转，却又尖锐、直露。刺史跳舟而还，是其一“引”一“答”的效果，也是何易于人品、智慧、勇气、胆量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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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事之二：纵火焚诏。这次“顶”的是比刺史更权威的“诏书”，为了保证一邑之民的“利私自入”，他宁愿冒流放海裔的危险，也不厚赋毒民，征收茶税。这件事以易于与小吏间的问答来表现，显出下属的关切之情与此事的干系之重。吏之“争”与刺史之“惊”一样，衬托了何易于的刚正与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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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舟、焚诏这两个“典型事例”，已经展示了何易于的性格基调，作者因而由实入虚，概述易于在其他方面的情况：助民治丧、尊老问政、立遣竞民、部从极少、为政简约，从不同的角度对“性格基调”予以补充、扩展，使形象趋于完整、丰满。至于易于改任罗江令后的政绩，则以“视益昌”一言概之，读者据此可以生发出无穷的想象，而担任绵州刺史的故相国裴公的“观政”，则是对读者“想象”的证实与限定，虚实相生，详略有致，平中见奇，叙中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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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文章本可结束，作者却插入自己“道出益昌”的经历，通过自己与益昌邑民的对话，从何易于与其他官吏的对比中，再次对上文的叙述作出有力的印证与烘托。“邑民不对，笑去”，悲慨满膺却又含蓄凝重，寄寓了作者“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何易于考核止得“中上”，沉沦下僚，而“紧绳平民”、巴结权贵的酷吏，反而横行腾达。考核制度的倾斜，使得忠佞易位、是非颠倒。作者情不自禁地为历史上的“何易于们”呼吁，尽管“在上位者”皆知求才之重要，都打出“共治”“塞诏”的招牌，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能识拔真才、举贤授能。作者由事入理，情理交融，以精辟的语言解剖当时的现实：忠佞易位，考核混乱，有司昏庸。又以满腔的热情预言：“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这解剖，这期待，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历史洞察力，而且也包含着作者充分的自信心。将一个普通县令的政绩、遭遇放到全国官吏的横断面上来考察比较，放到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来描述评判，这就是孙樵的气魄、胸襟与境界！而详略交叉、虚实相应、事理相连、情理相生的精心结撰，又是孙樵驾繁就简、举重若轻的艺术表现力的集中体现。也许是何易于的事迹与孙樵记叙的魅力共同产生了传世“效应”，《新唐书》首先响应了孙樵的呼吁：据此文为何易于列了专传。人以文传，文以史重，使得易于事与孙樵文，同为千古美谈。孙耀祖、孙猷《经纬集笺评》曾深有感慨地说：“古来如何君贤令者不少矣，无樵等纪述，几与草木同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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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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