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尤其是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至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的这100多年时间，疆域辽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绘画艺术空前兴盛，名家辈出，涌现出大批画家，仅见著于史籍者就多达235人，为前代所未有。
唐代绘画吸收了西域与外来文化的精髓，表现手法更加丰富，气势豪迈，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高逸图》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唐代画家孙位唯一的存世作品，1000多年以来此画历经磨难，但流传有序，保存基本完好。
孙位，唐代著名宫廷画家，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随唐僖宗入蜀，善于描画山水、人物、松石、墨竹，笔力雄壮奔放，有“蜀中画家第一”之说。孙位的真迹流传至今仅有《高逸图》一幅，画卷中的“高逸图”三字是宋徽宗赵佶所题。《高逸图》长168.7厘米，宽45.2厘米，绢本设色。画面表现的是“竹林七贤”的故事，东晋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未尝见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阮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这7人“豪尚虚无，轻蔑礼法”，不仅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而且常集于竹林之下，纵情自我，竹林游弋，肆意酣畅，喝酒纵歌。“竹林七贤”成为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任性放诞，隐居山野，追求自我的精神寄托。由于年代久远，《高逸图》保存至今画面上只保留有四位人物，经考证分别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山涛、王戎、刘伶，剩余的嵇康、向秀、阮咸的画面早在北宋即已缺失。
《高逸图》所绘的四人：第一位赤膊袒胸、披襟抱膝，眼神显得深沉持重，这是山涛；第二位手执长柄如意，面有得意之色，这是善作“如意舞”的王戎；第三位手捧酒杯，回首作呕吐状，侍者捧壶跪接，这是“嗜酒如命”的刘伶；第四位手执麈尾，面露微笑，神情悠然，这是阮籍。麈，是一种比鹿稍大的动物，是带领鹿群的领头者，故而麈尾不仅有拂尘清暑的作用，而且含有“领袖群伦”的意义，这一细节的刻画突出了阮籍在“竹林七贤”中的领袖地位。
1961年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朝墓葬中，出土了一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砖刻壁画，分别位于墓室两壁。画面以银杏、梧桐、乔柳、松柏等树木为间隔依次绘画席地而坐的人物八位，分左右对向列坐，南壁自外而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自外而内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除荣启期外，余者皆是“竹林七贤”人物，是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竹林七贤”题材绘画。
《高逸图》自北宋以来就迭经皇室和名家收藏，屡见于著录之中，极为珍贵。从图卷中现存款印看，《高逸图》最早的收藏者是北宋著名收藏家李玮，李玮是宋仁宗的女婿。卷首有“瘦金书”题“孙位高逸图”五字，是宋徽宗赵佶的真迹。画卷上有数枚宋代内府收藏印，说明《高逸图》在北宋晚期就移入宋代内府，成为与世隔绝的皇家收藏。中国历代的皇家藏画都有割去前人的尾跋以避讳的习惯，传世的《高逸图》尾跋只有明弘治己酉年（1489年）兰亭居士司马垔所书的款识，司马垔是明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其余的尾跋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可以判断《高逸图》在明代曾经是皇家的收藏品。《高逸图》在清初为著名收藏家梁清标所藏，留下了“蕉林秘玩”“蕉林居士”等鉴藏印，梁清标在康熙年间担任过保和殿大学士。随后《高逸图》进入内府，成为清代皇家的收藏品，编入《石渠宝集·初编》，被乾隆皇帝评定为“上等第一”，存放于养心殿内。晚清鼎革易祚之际，清逊帝溥仪以御赐之名，由溥杰在1922年将《高逸图》带出宫廷，流散于民间，后被北京的古玩商靳伯声慧眼识珠收入囊中。1955年上海博物馆经过缜密论证，确认这幅《高逸图》是孙位唯一传世画作，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购藏，国之重宝《高逸图》终于来到上海博物馆，回到人民手中，并由有“书画神医”美誉的装裱大师刘定之重新装裱。
唐代孙位《高逸图》不仅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文物局第二批37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原标题：《高逸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