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驉[1]，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馀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㜷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㪍㪍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独眷眷[2]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3]，位不过奉礼太常[4]，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注释：
[1]距驉：或写作“駏驴”、“距虚”等，驴、骡之属，故用以称驴。 [2]眷眷：冯本作“番番”，注云“一作‘眷眷’，误”，未有进一步解说。现知的“番番”有“白发貌”、“勇武貌”诸义，用在此处都不适合。今仍作“眷眷”。 [3]二十七年：原作“二十四年”。冯注云“当作‘二十七’为是”，据改。 [4]奉礼太常：《旧唐书·职官志三》：“太常寺：奉礼二人，从九品上。”
赏析：
虽说小传有别于史传、行状，而主于掇取轶事遗闻，以见传主性情；但是详记白日飞升之事，几类于神仙传之属，于唐世文人中实为少见。譬如玄真子张志和，当时颜真卿为作碑铭，亦仅言其泛舟沧浪，不知所之；后来说他在临平湖水解升仙云云，已是仙传的张皇其事了。不过我们不必怀疑这篇小传所记非实，这不仅因玉谿有言“王氏姊非能造作”者，应当相信；而且因为当时仙道之风极盛，羽化之迹屡见，事虽虚妄，但当时颇以为事实，即使韩愈的《谢自然诗》，也不敢对民女谢自然之白日升仙断然否定。因此对于所记李贺仙迹实不必怪，应当详究的倒是玉谿录入其事的本意。
李贺一生坎壈，二十七岁就过早地去了，只是留下了二百余首“虚荒诞幻”而“感怨刺怼”（杜牧《李贺集序》）的歌诗与一个“鬼才”的“令”名。其久屈不伸、近乎病态的抑郁心理，导致临终时仙游的幻觉，也在情理之中，颇可以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说。“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可说是潜意识的最生动的流露。在人间世业已绝望了的显扬云路的希望，为厄穷病苦压抑既久，以致在自虐自苦中变得麻木了的、追求“乐”的人生本能，在弥留之际，以“浮动的想象”、“梦幻”、“谵呓”的形式凸显出来了，而为后人留下了他最后一份闪光的文学遗产，就诗人的生涯而言，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就常人的际遇来说，则不能不说是一个过于辛酸的悲剧。
悲剧的缘由，由诗人自身而言，早在小传开首“状长吉之奇甚尽”中提挈了。奇，也是全文的主脉。这“奇”当然有诗风奇的意思，却不尽在于此。古人以为充中外发，诗风之奇必以性情之奇为本根。性情过奇又必与世不相谐，故“奇”颇有“畸”的意思。畸零不偶，这当是玉谿在杜牧为《〈李贺集〉序》后，仍要补作此小传来隐隐传达的一层意思。奇、正相反而又相生。如果社会正常，畸零之人就不免有自寻烦恼、自作多情之嫌；相反，社会如不那么正常，本身就是“畸”的，那么畸零人之畸，就好像负负得正一样，其实更多的是正的成分了。这种奇中正的意思，先就衍为小传第二段记其作诗情状的一节妙文。“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看似闲笔，却是此段中锋，树起了刘勰所称“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文心雕龙·情采》）两种创作倾向的壁垒。以这种为文造情的世风作映衬，玉谿极写李贺作诗的特点：一曰情真，“恒从小奚奴，骑距驉，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可见所作尽即目即心，“兴发意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正与得题为诗、思量牵合者相对。二曰苦吟，“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又正与以“程限为意”相对。即兴情真与苦吟足成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一篇大文章来论述，这里只能大略指出，这是唐人将传统的抒情言志说与六朝以降对文学形式美的自觉追求统一起来的实际经验。统一就统一在写心，不仅要写真心，且要写得好，写得美，写得出人意表，戛戛独造。太夫人说“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是这一段点睛之笔，呕心沥血而为写心，写毕而又随置之，正是李贺诗的真率处、严肃处，是他的奇中之正，于此段开首“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之领脉作用与全段的意脉就显示出来了。如以此句直接李贺作诗情状，至多说明李贺诗为韩派后劲，文意浅甚；必以时人作诗情状居中作运掉，方在文势曲折中隐隐道出李贺背于时而合于大家宗匠的本色，文意也就深且厚了。不过文章之意仍不尽于此。命题作诗，思量牵合，规定程限，是当时文人聚会时的风气，其根源则在科举的程式。唐代进士科试一诗一赋，均命题，限体，规定时刻——三条烛燃尽收卷。李贺是因科场失利而痛恶这种作诗法，还是生性与之格格不入，难以详究；但是这奇中正，不合于世之“正中畸”，却是无可调和的事实。世言李贺因父讳“晋肃”而被摈于进士试之列，其实这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或者还只是某一次的事实，就其全集观之，他应试不止一次，却总归一第无成。“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这虽是送友人沈亚之下第归吴江的诗句，却也正是其夫子自道，于是这旷世奇才，命定了要以背时倒运来收场。这也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韩孟诗派除韩愈本人在其政治及文章方面，于困厄中有所成功外，均与荣达绝缘；李贺的后起与早夭，正是典型。玉谿将这种种复杂的感触凝聚在李贺作诗这一小小轶事中，人们却能在诗人“细瘦，通眉，长指爪”，骑驴从小奚奴，背负古锦囊，“或时有著，随弃之”的形象中，感受到其与时不谐的清奇之气，从而顿生惋惜与同情。
正是惋惜与同情，使玉谿又将诗人看似妄诞的临终幻觉采撷入传，并在现实与幻觉的强烈反差中逼出最后一节的议论。“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对于这冥冥难征的仙界，玉谿从感情而言，似乎是宁肯信其有，未忍断其无的，在他恍惚迷离的笔触中，可以感到，他希望，凡为人间不公正地剥夺了的一切，都能在天界重新给予奇绝一代的诗人，他愿意完整地保留诗人最后的奇丽的幻想，以完成其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为杜牧《集序》所盛赞的诗人奇警诗风作上最后一条注脚：“……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结末以颇类于韩愈《祭十二郎文》的笔法，层层设问，又层层递进地反复呼号，让人们深思才而奇、奇而正者何以不见容于世，以与篇首“奇”字遥相照应，贯串文中在日与临终两件奇异的轶事，也使这篇奇绝的小传内含有深刻的思理与深挚的情感。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所记诗人仙去一节中“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云云，“长吉独泣”等语句，就更能领会到奇幻的仙游情景之悲剧意味，与玉谿何以如此悲愤地为小传作结了。
早夭的诗人得到安慰了。他不仅身后有杜牧、李商隐这两位晚唐诗坛的泰斗为之序集，为之传事；而且，他开创的诗风，在不同方面为小李杜所继承光大，衍为晚唐时期两支重要的流派。从这人事的关涉中，可以窥见中晚唐之际诗风的承接蜕变之一页。由于小传的写作时间难以详定——杜牧序在李贺卒后十五年，时玉谿约二十岁左右，正在郓州令狐楚幕中，小传作于此后可以肯定，但具体年份不明；因此，传中是否寄寓有玉谿自身科场不利及于党争中备受枉陷的感愤，也难以指实。不过传中对李贺的心所向往，不难看出。所以，如果不是作者多历世艰后有所寄寓而作，则颇可以此传看作他后来生活创作道路的“文谶”。虽然玉谿较李贺多活了二十年，然而“才而奇者”不容于世的遭遇竟何其相似，只是所受的磨难更多了二十年而已。可憾的是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大手笔，也来为玉谿作上一篇同样精彩警深的小传，致使他过久地背负了偏见的史家率尔论定的负义无行的恶名，直要到百千年后方有人先后出来为他辩白，衍成文学史上至今尚不能说是完全澄清了的一段公案。这，正是玉谿更甚于长吉的悲剧。
（赵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