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生:81岁院士,他的课“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下)

“教师”陈润生和“导师”陈润生

在研究生阶段,“师者”们天然被赋予两重含义:讲台之上的“教师”和课题组里的“导师”。前者重在传授,后者重在栽培。师者陈润生游走在这两种场景间,没有身份切换的障碍,只觉得相得益彰。

课堂上数百名学生,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不乏“刁钻”的角度,逼着他把自己做过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反刍”,思考得更加深入、透彻,对学术的理解更上一层楼,再返回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也愈发游刃有余。

年轻人都“吃他这套”——“教师”陈润生的学生说:“陈老师就像到我脑子里转过一圈儿,我哪儿明白哪儿不明白,他都知道。”“导师”陈润生的学生说:“做科研遇到低谷了,就去陈老师办公室坐一坐,出来时又精神百倍,充满信心。”

何厚胜同时做过这两种学生,他说:“羡慕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他是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同批考生里有1/3都报考了陈润生的研究生,尽管此时陈老师还没当选院士。何厚胜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但他本科读的是物理系,一点生物学基础都没有。

陈润生面试了一下他,知道“是个好学生”,便问:“你有没有决心,在我这里硕博连读5年,就做生物学实验,不搞你的物理了?”

何厚胜有点意外,他知道生物物理学是交叉学科,还想着好好发挥一下物理学优势。但陈润生接下来的话说服了他:“你的物理底子已经挺好了,但生物底子必须打牢靠。等你毕业后,就带着在我这里5年学来的分子生物学和本科4年学到的物理学出去干吧,什么都能干得成!”

何厚胜动手能力强,擅长做实验。但生物学实验的操作并不复杂,难的是背后精妙的机理。跟其他生物学出身的同门一比,他愈发不敢懈怠,“每一个概念都从头学起,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别人本科4年的知识”。

博士毕业时,他被陈润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后来,陈润生赴美访问,哈佛教授指着何厚胜说:“陈,我告诉团队里所有人,以后再招学生,就按照他这个标准。”

“我的学生在哈佛都是‘免检’的,根本不用写推荐信。因为我每推荐一个学生,就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一直保持着这样良好的信誉。”讲到这些,陈润生的笑眼里总会流露一丝得意。

如今何厚胜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建立了独立实验室,做的是陈润生曾经力推的非编码RNA研究。漫漫科研长路上,他常常想起陈老师眯起月牙形的眼睛,笑纹在脸上一圈圈漾开,“放心做吧,做坏了我也不会打你们屁股”。

尽管身在海外,但只要有机会回国,何厚胜总会来生物物理所的实验室坐坐,“这是我在北京的另一个家”。

陈润生说,他是真把学生当朋友。一个年轻人来了,他想的不是怎么让他赶紧出成果,而是怎么让他成长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

另一个学生跟他学了两年,突然跑来说:“陈老师,我不想学这个了,我要去学法律。”虽然有些惊讶,但陈润生没有问他“为什么”,而是问:“你这是一时冲动,还是内心深处的选择?”

学生回答,就是发自内心喜欢法律,为此可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硕士文凭。陈润生完全支持他的决定,只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在这里再读一年,因为“一个自然科学的硕士学位,会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如今,这位拥有生物学和法律双重学位的学者,已经是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知名专家了,连陈润生遇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要去找他咨询。

在生物物理所,陈润生课题组的气氛是出了名的宽松。做导师的,生怕学生们弦儿绷得太紧,还特意发明了一个名词“脉冲式学习”——“冲”一会儿,歇一会儿。一张一弛,劳逸有度。

脉冲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陈门师生同样如此。

这个课题组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高频高质的产出。峰值出现在2006年,这一年他们“脉冲式”发表了21篇SCI论文,平均每半个月发一篇。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

亦师亦友,如父如兄——用这8个字形容学生们眼中的陈润生,毫不为过。

当然,随着年龄差的持续加大,现在的学生们更喜欢把他看作“给我们讲道理的爷爷”。

然而,这样一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人,早年却从未享受过来自父亲的庇荫。

“我刚出生,父亲就离开家了。也可能我还没出生他就走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见没见过他。”陈润生说。

陈润生出生在1941年的天津,当时的津门老城,正饱受日军的铁蹄践踏。陈润生的父亲刚刚20岁出头,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他没来得及好好道别,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冒着极大的危险突破日军占领区,从此再没有回来。

家人最后能确认的是,他离开天津后曾到达西安,也就是当时的国统区。再之后,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因为家庭的原因,陈润生的青年时代总萦绕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孤独。

“就好像背着一个无形的包袱,而身边人都没有,即便大家不说什么,我总是不敢融入进去。”

在这样的孤独中,他只剩下一个最纯粹的念头:要更加努力,要表现得比别人更好。

最终,他成了大学班级里走出的两位院士之一。

陈润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对父亲的找寻仍未停止。前半生里读过的那些史料,找到的那些线索,让他越来越倾向于父亲当年应该是从西安一路南下,加入中国远征军,直抵缅甸、印度等地。史书中对中国远征军的记载分外惨烈,30万将士血战沙场,只有寥寥数万人得以生还。

此时的陈润生,已经是工作极度繁忙的学术带头人了,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留给自己的执念。于是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告诉各类院士活动的举办方,如果去云南腾冲的话,请一定喊他参加。

腾冲有一座国殇墓园,巨大的青灰色石头墙上,镌刻着10万远征军将士的名字,还有十几万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次去腾冲,陈润生总要抽出一点时间,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读那些文字,可总是一无所获。

直到2016年,他再访国殇墓园,遇到了一名讲解员。他向讲解员求助,对方告诉他,10万名远征军战士的名字已经录入计算机系统。把名字输进去,点击搜索,显示该名字位于第25区的第几块墓碑上。

陈润生赶紧跑去一找,70余年来梦寐以求的三个字,终于在这一刻,清楚分明地涌入眼帘:陈文仲。

“所以,就是一个年轻人,怀抱着很纯粹的抗日救国理想,加入远征军,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不知道牺牲在哪里。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件事,对吧?”

他仿佛问着眼前的人,也仿佛是在与过去的自己说话。

陈润生再次去腾冲时,同行的院士朋友们已经知道他父亲的故事。大家特意组织了一个活动,在刻有他父亲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鲜花,然后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此时陈润生已经年近八旬,回望那个年少时孤独彷徨的自己,恍如一梦。

“其实我的孤独啊,压力啊,早就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慢慢消解掉了。”

“我多愁善感的时间很少,特别到了后来,就是内心很开阔地不断追求一些新的东西。”

有人说,人生是一条逐渐走向孤独的旅途。可陈润生似乎是逆其道而行之,他从孤独的小溪里逆流而上,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宽、拓宽,不断地容纳更多的人、更鲜活的理想,和更丰沛的情感。

在陈润生的课堂间隙,总会有学生排着队找他签名,大家炫耀般地把这称为“大型追星现场”。年轻的面孔如潮水般涌来,然后久久不肯退散。

听过他课的学生、课题组里的同事、与他相伴的家人……头发渐渐花白的陈润生,总是被这些人簇拥着,在充实的生活里爽朗地笑着。

当他暂时放下总也做不完的工作,抖落院士、博导、名师等大大小小的光环,回到和老伴儿两个人的小家里,他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在这个家里,他们夫妻二人曾经共同养大两个孩子,没靠过老人,也没请过保姆,“一晚上洗的尿布就能搭满整间屋子”。

他喜欢读侦探小说,但对作家的“逻辑”非常挑剔,因为他总是一边读,一边分析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不过他的预测往往不准,猜错了,便付之一笑,“说明人家的造诣比我高”。

每个星期,他会抽空下厨,给家人整几个拿手菜。每年的年夜饭,大厨也是他。红烧肉、焖大虾、烧茄子……“这些菜我做得好吃”——就像从不吝惜赞扬学生一样,他也从不吝惜表扬自己。

不光读书要“先读厚、再读薄”,陈润生自己的人生也似乎“先过厚、再过薄”了。获得过无数荣誉奖项,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后,他给自己取的微信名字却叫“微不足道”。

他会多年如一日,在清晨准时赶到公交站或校车站,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学校讲课;也会在大中午天正热的时候,早早来做核酸,只因为这个时候排队的人少,不会耽误工作。

如果你在街头偶遇他,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爷子,只不过精神格外好,眼睛格外亮,暖暖内含光。(记者李晨阳)

原标题:陈润生:81岁院士,他的课“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