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1]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2]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馀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3]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4]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5]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释：
[1]“望孔子”句：《论语·子张》：“子贡曰：‘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2]蕲（qí祈）：求。 [3]戛（jiá夹）戛：形容困难而费力。 [4]说（yuè月）：同“悦”，喜爱。人之说者，指时人所喜好的“陈言”。 [5]距：同“拒”。
赏析：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及第。这是一封书信，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宋人樊汝霖说），时韩愈三十四岁。韩愈自贞元八年考取进士后，未能经由吏部考试步入仕途，只得投身方镇幕下为幕僚。他胸怀用世之志而无所施展，颇不得意，但以儒道和“古文”自负的志向并未衰减。本文一作《答李翱书》。李翱为韩愈堂兄韩弇的女婿，曾从韩愈学习古文。
文章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表示愿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在文末才点明的。第二段正面揭出中心论点。先向李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包括应科举为主司所取），而应该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如”。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略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后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去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明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似是而非之“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汩汩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定，心思朗彻，正欲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如此数年，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检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仍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之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拈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滞。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且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乎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诸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这不仅是为个人遭际而悲，也是为古道、古文不见取于今世而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现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分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本文关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资借鉴之处。至于“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而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感相切合。文章总的来说，充满了对于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种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六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增加了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本文虽纯是说理，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苦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身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第四段的“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的“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