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第二次挖掘,世界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蜀之地。刚刚发掘出土的黄金面具等文物更是牵动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的心。
早在1986年三星堆意外现世前,霍巍就在此进行发掘工作。35年来,这片荒废的祭祀区、神秘的遗迹、沉睡千年的历史之谜,让他初心不改、上下求索。
“考古的意义就是发现表象之下的人类社会图景,还原一个鲜活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不仅定义了昨天,也影响了人类的今天。”霍巍说。
三星堆的蜕变
霍巍是高考恢复后第一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在中缅边境从军的经历,让他对战争史等颇感兴趣。一进入四川大学,他便扎进了考古专业的知识海洋。学习期间,霍巍在考古学、历史学、古汉语、外语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6年,霍巍刚刚研究生毕业,便以助教身份带队在三星堆进行考古实习,任第二发掘区区长。不断出土的文物暗示这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但3个月的实习期转瞬即逝,大部分师生陆续返校。
就在这一年夏天,他负责发掘的区域曝出个大新闻,一位农民偶然发现了重要文物,古蜀文明的一角令霍巍又惊又喜。
其实,蜀文化在甲骨文、金文上曾有记载,且在不同的史料体系中都可以找到痕迹。“很多问题看似前人已有陈说,但把原始材料和前人研究的结果对比,就会发现当中有些问题说得并不透彻。”霍巍说。
1986年,三星堆首次出土的文物展现出鲜明的特性,大量神鸟元素、巨型纵目青铜面像都是此前不曾见到的。为了理解其丰富性、多样性,此后,霍巍寄情于三星堆,将大量精力倾注于考古学。
他认为,三星堆文明根植于华夏大地,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其部分神话与崇拜体系、造型艺术以及审美观念或受到一些更遥远文明的影响。但对于后者,还需要更多考古的实物证据,才能连接起它传播的链条。
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愈加细致。工作人员连泥土都不肯“放过”,用仪器对大量肉眼看不到的现象进行了观测,更在考古发掘现场首次采用全封闭的大保护棚,并在其中建造了太空舱一样的封闭发掘舱,进行保护性的考古工作。同时,还在发掘空间配置了精密的观测记录仪器设备以及多学科实验室,以便对出土器物迅速进行现场分析、信息提取和文物保护。
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三星堆文化提出的问题,比考古人员能解决的要多得多。目前对三星堆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人类才刚刚走到神秘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门口,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霍巍经常告诫他的学生,未来,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应当进入到综合研究的新阶段。考古学家还应与神话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等并肩作战,从不同的角度对三星堆文化进行至微至广的解读。
“这样做,虽然不确定能彻底复原历史的真实,但可以帮助人类一步步走近历史的真实,为神秘绚烂的三星堆文化得出一些合理的解释。”霍巍说。
三星堆考古的经历让霍巍终生难忘,在此地他也成功完成了由一名边防军人到专业考古人的蜕变。
青藏高原的成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藏地区的考古尚处在拓荒阶段。关于青藏高原的历史记载都很晚,大多从唐代开始甚至更晚,考古材料更为稀罕,许多史前石器甚至是地质学家偶然发现的。
“考古学方法有助于解释这个区域的文明样态和文化交流问题。”他和另一位考古专业的年轻人李永宪决定在四川大学老一辈考古人积累的基础上,去叩开西藏考古的大门。
当时的科考条件恶劣,深入西藏阿里地区更加凶险,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去一趟阿里,断断续续要走20天左右,许多山路不通车,需要牛马帮助运送物资。记录文物的影像资料需要大量胶卷,但配发的相机胶卷根本不够用。他们就一边手绘图像,把能省的胶卷省下来;一边省吃俭用,把钱留下来买胶卷。
一次,霍巍想吃萝卜,内地产的萝卜价格高,他舍不得买,就买了两个当地的“藏萝卜”。“我们把藏萝卜放进高压锅,整整一个多小时,甚至拿出来用刀切,根本切不动。后来才知道这种萝卜是喂牲口的。”霍巍爽朗一笑。
更让人担忧的是,此时阿里地区还没有通信信号,当霍巍有机会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时,他已经离家快一年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霍巍音信全无,家人完全不知道身在无人区的他平安与否。
1992年,在中尼边境的吉隆县,当地县委书记告诉霍巍这个地方有汉字碑刻,碑刻影响到水渠修建,即将被毁掉。霍巍顾不上高原缺氧的环境登上险坡,终于发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所载建碑者为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这处石刻字迹也成为唐代初年开通的唐—吐蕃—天竺通道的唯一实物证据。
“该唐碑被发现之前,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条道路或王玄策的有关事迹,但一直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撑。”霍巍说,《大唐天竺使之铭》石碑证明了这条道路出山地点的具体位置。
这个发现让霍巍非常兴奋,但他没有就此止步。
而后,在西藏阿里东嘎皮央遗址,霍巍发现了一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这柄短剑跟此前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皮央和盐源,如此遥远的时空,如果没有贸易或交流很难出现这样的巧合。”霍巍说。
类似的发现不止一次,许许多多的小线索汇集,历史的风尘扑面而来。霍巍认为,早在史前时期,西藏内外的交通路线已经存在,甚至比较成熟。由此,他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这并不是某一条路,而是一个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王朝统治背景下,长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这一概念震惊了学界,也让人们对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通道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多年的坚持,让霍巍对青藏高原的发掘越来越多。高原的工作环境,也让他的皮肤愈加黝黑红亮,高原病也缠上身来,但他心中对考古事业的热情却并未因此减退半分。
更深更远处的开拓
长期的考古经历让霍巍坚信,考古不仅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文献的深厚积累,还需要对中西方考古学界动态的了解和开阔的视野。
“除了中国文明,考古人员也要关注其他文明。因为离开了其他文明的中国文明,很难看出它的特点;不了解中国文明的其他文明,也是缺失的。考古人要更自觉地关注各个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借鉴。”霍巍说。
霍巍认为,考古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有世界视野。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世界考古和对外交流方面取得成果,多次赴日本、美国、德国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等。
霍巍非常赞同引入新技术,如GPS、GIS、全站仪等,帮助考古人员更高效地解读材料。同时,他强调,解读材料以后,要跟人、社会发生联系,打破文物资料孤立的状态。“一定要建立这样的意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意识下使用工具,才能做出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此外,他认为,重大考古发现需要多方努力,依赖的是全体团队成员的集体智慧。因此,他十分重视考古人才的培养,经常告诫团队成员,考古工作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个人兴趣,一时不了解也不要紧,但必须客观、忠实、全面地加以记录,而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取舍,为后续研究留下充足、详细的记录。
霍巍的认真细致令年轻的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王煜深有感触。他清楚地记得,早年间,跟随霍巍前往南京进行南朝石刻调查时,霍巍在七八月的炎炎烈日下头顶湿毛巾,认真记录石狮子每一绺毛发披落方向的场景。
看到四川大学教授吕红亮、王煜等一批年轻考古人员成长起来,霍巍喜上眉梢,多年育人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考古学发展以及自身特色的传承和积累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科学报记者卜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