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当时正被美国政府无理扣留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在英文版的《人民画报》上看到，这年的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细心的钱学森从画报上发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就站在毛主席身边。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的老师，也是钱家多年的老友。他立刻与夫人蒋英商量，给陈叔通先生写一封信，通过他向中国政府请求帮助，或许能够营救他们一家回到祖国。
这个故事，得从1935年说起。
当年，24岁的钱学森获得奖学金，登上远赴大洋彼岸的邮轮，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系硕士学位。他仅用了一年，就戴上了航空工程硕士的方尖帽。取得学位后，他又前往美国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考取了航空动力学权威专家冯·卡门的博士研究生。
冯·卡门是一位犹太裔科学家，从纳粹时期“反犹主义”盛行的德国来到美国从事他的航空理论研究。冯·卡门在他的著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学生钱学森，“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28岁的钱学森用全新的数学近似方程式，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中壳体变形的难题，这便是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被后来的国际航空界广泛应用了二十多年。
1940年，在冯·卡门教授创建的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实验室，钱学森和一群年轻的同学，成功发射了第一枚火箭，这也因此成为美国火箭研究的起始。冯·卡门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的尝试，可能会改变人类的未来。钱学森的研究重心也从航空开始转向火箭领域。
1944年，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组建，设立弹道、材料、推进和结构四个部门，钱学森负责推进部门，同时还参与管理弹道部门，这位年轻科学家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
1945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钱学森随冯·卡门等人一起考察了德国的秘密火箭研究基地，这次考察对钱学森日后从事火箭导弹研制工作启发极大。回到美国后，钱学森参与起草了一份名为《迈向新高度》的科学考察报告，为美国战后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描绘了长远蓝图。这份《报告》目前解密的共有13卷，钱学森一人就参与了其中5卷的撰写。为此，美国政府和军方盛赞钱学森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
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美国科学界一颗亮眼的新星。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却从未想过要永远留在美国。后来钱学森在回忆自己的美国经历时说：“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没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没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朋友从中国带来的一封来自中国“北方当局”的来信，邀请他回到中国。钱学森明白，这个“北方当局”正是将要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虽然远在美国，钱学森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局势。他曾告诉美国友人，他相信中国的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此时，他也开始逐渐地脱离美国军方身份，为日后回国创造条件。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后来回忆，“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成立，我父亲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母亲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走进了五角大楼，他要当面告知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他们全家将返回中国。
钱学森刚刚离开五角大楼，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立刻拨通了美国司法部的电话，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放钱学森回到中国去。
很快，一场针对钱学森所携带行李的秘密调查开始了。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准备带回国的8只木箱行李中，有涉及美国的机密文件，申请地方法院下达扣押令。然而，后来的调查显示，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那些被查扣的文件不过是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美国司法部又指示地方移民归化局，加大对钱学森的监控力度，干脆从过去的监视跟踪，改为直接将钱学森扣押在洛杉矶以南的圣佩罗湾，一个羁押偷渡者的监狱，罪名是“企图运输秘密文件”。
被单独关押的钱学森长时间没有人交流，透过铁窗，他只能凭借远处洛杉矶隐隐约约的灯火，告诉自己还活在人间。
钱学森被无理扣押的消息，引发了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们的愤怒。校长李·杜布里奇立刻前往华盛顿为钱学森证明清白，弗兰克·马勃教授则带着蒋英寻找能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并让自己的妻子帮助照看钱学森的两个孩子。
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朋友们凑了1万5千美元赎金，将钱学森保释出狱。这在当时是一笔天价巨款。蒋英后来回忆，刚刚出狱的钱学森一度失去了语言能力，人也虚弱得不行。
即使出狱，钱学森也并未获得完全的自由，跟踪和监视以及无数次的听证会，让一家人不堪其扰。
直到1955年6月，前面说的被无理扣押长达五年的钱学森，看到五一节天安门庆祝的消息，决定给自己父亲的老师陈叔通写信，这成为他归国最大的希望。
为了甩掉跟踪，钱学森利用一次上街的机会，躲进了一家咖啡馆，情急下随手撕开身边的香烟盒，在烟纸背面写下了求援信。
信中写道：“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信中提到的“错误”，正是指光明磊落的钱学森，大大方方向美国当局辞行的行为。
此刻，钱学森明白，从美国寄往中国的信件几乎都会被拆开检查，他让夫人蒋英用左手模仿孩子的笔记写了信封，夹在她写给侨居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信中，一起投入邮筒。
蒋华收到姐姐的来信，立刻将信转寄北京。
收到信的陈叔通深感事关重大，当即将此事转呈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火速将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的外交部代表王炳南，他正在参加中美关于朝鲜战后交换人员的大使级谈判。在谈判桌上，美方声称不存在扣押留美中国学者的事实，王炳南向美国政府代表展示了这份亲笔信，令美方代表倍感压力。
最终，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携家人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在码头上钱学森告诉送行的朋友和记者：“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幸福而有尊严的国度。”
回到中国的钱学森，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技事业，大大加快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进程，成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航天”这个中文词，正是钱学森从科学的角度准确定义的。
1991年，钱学森被隆重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直到今天，获此殊荣的科学家只有钱学森一人。
在祖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硕果累累的今天，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个伟大的名字——钱学森。
（本文据言桄《一封写在烟盒纸上的信》一文改编；配乐：曹阳；朗读：濮存昕）
原标题：一封写在烟盒纸上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