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9日，中国现代科学史家、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樊洪业因病逝世，享年78岁。
樊洪业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毕生的学术工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树立了典范，被同道们公认是“最好的主编”和“最好的学术指导”。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启动不久，樊洪业便担任这一重大项目的学术顾问，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参与学术指导。
樊洪业生平
樊洪业1942年11月9日出生于辽宁抚顺，在抚顺启蒙和长大。1960年考入吉林大学化学系，1965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担任微生物所期刊编辑室负责人。1978年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1985年随杂志社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1986年晋升副研究员，1991年12月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室主任、副所长、院史研究室主任等职，2002年12月退休。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院刊》《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的编委或常务编委，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等。
在樊洪业一生中，主要著有《科学业迹的辨伪》《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科学旧踪》《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主编），以及正在出版中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论文集》和《中国科学院历史寻根考辨录》等；主编有《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竺可桢全集》（24卷）、“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56册）等。
20世纪70年代末，樊洪业发表了《论惠施》《李森科其人》《鲍文奎：绿色的目标》等论文，或被《新华文摘》转载，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诵，由此登上了学术舞台。在改革开放初期，樊洪业积极参与推动了关于科技人才、科学道德等问题的讨论，并撰著了《科学业迹的辨伪》一书，是我国相关主题的最早的一本著作。
80年代初，在科学春天的大潮中，樊洪业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现代化信息丛书”编委会的工作，撰写了《探险与世界》一书，并开始从事科学史研究。他以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先后主持或参与编译或审校《科学技术史词典》《世界新技术革命小辞典》《新知识词林》《科学文化史年表》等著作，研究撰写了《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这一力作。他把耶稣会士来华而引发的西方科学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开篇，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990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樊洪业任学术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1991年4月院史研究室成立，樊洪业任主任。他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编研工作约十年，把主要精力投入院史和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他对中国科学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他领导院史编研人员抢救院史资料，建设院史资料室，主持编辑《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创办并编辑《院史资料与研究》，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等院史著作，为院史编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着眼于院史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寻流考源，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为院史研究建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他还积极推动了张劲夫撰写的《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的问世，为社会公众认识中国科学院在“两弹一星”研制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进入21世纪后，樊洪业大力支持和指导“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的编研工作，亲自承担“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等著作的编撰任务，组织建设院史资料数据库。他还积极倡导对近现代科学文物的保护，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从2000年起特别是2002年底退休后，樊洪业在继续从事院史编研的同时，先后应邀主编《竺可桢全集》这一鸿篇巨著（2001—2014）、主编“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50余册（2006—2018），并积极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这一重大项目的学术指导工作，被同道们公认是“最好的主编”和“最好的学术指导”。他倾力投入，亲力亲为。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为例，从每本书的选题到组稿，从访谈提纲到书稿的审订修改，每个环节他都认真把关，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可谓殚精竭虑。《竺可桢全集》等系列著作的问世，为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史料建设和口述科学史的学科建设树立了丰碑，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樊洪业的论文和著作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这就是总能抓住重大学术问题释疑解惑、见微知著、创见迭出，并以清晰精准的文字阐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因此，他也经常受邀在一些报刊开设专栏。他撰写了300多篇科普文章，发表了《科学旧踪》《欢迎“赛先生”》等有关著作，在普及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知识方面独树一帜。
2016年初患病后，樊洪业仍力疾从事，为青年科研人员授课，撰写了多篇论文，并编订了自己的论文集。
樊洪业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自己毕生的学术工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树立了典范。他的学术著作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必将泽被后世，并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世纪大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知遇之恩 永志不忘
樊洪业先生对我有着知遇之恩，往事历历在目。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之争由来已久。2005年前后，我写出了《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谢家荣》《谢家荣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和《关于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三篇文章，并寄给了樊先生，请他指正。樊先生读后将文章分别推荐给了相关媒体，希望能够发表。虽然没能如愿，但樊先生追求真理、支持普通作者的态度，令我永志不忘。
2010年，我将我写作的《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寄给了樊先生，没过多久，《科学文化评论》编辑部来函让我修改文章，我这才知道樊先生将我的这篇文章推荐给了该编辑部，并最终得以发表。
后来，樊先生希望我撰写谢学锦先生的口述史，我也因此参与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在完成了谢学锦先生的资料采集工作后，我提出希望将谢家荣先生列入采集工程，得到了樊先生、张藜老师和采集工程专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过程中，每次评审会上，樊先生都给我提出极为中肯的意见，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谢家荣资料采集项目结题验收后半个月，樊先生特地来电让我去他那里讨论《谢家荣年谱长编》文稿的修改，期望将《谢家荣年谱长编》做成范本，成为将要建设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重要文献。我于2015年1月27日上午专程到他办公室倾听他的意见。樊先生拿着文稿逐一建议如何修改。
过了几天，樊先生再次打电话告诉我，年谱长编没有固定的格式，没有成熟的写法，他的意见不一定对，只是一家之言，让我和出版社编辑一起讨论定稿。对于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关中国科学社的问题，他推荐我去找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剑同志。因得到张剑的帮助，将谢家荣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查得相当清楚。
再后来，樊先生不幸患上小细胞肺癌，我闻讯赶到他家里探望。他那虚弱的身体、极差的视力、不佳的听力，着实让人心痛、难过。前些时候听说他病情有所好转，我还想着过些时候去看望他，不想他就这样走了……这是中国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樊先生对中国科学界的贡献将永世长存。
樊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知遇之恩 永志不忘》作者张立生，作者单位：原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