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领域里，词是一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它和律诗、绝句同为格律诗，不过律诗、绝句是整齐的五、七言格律诗，词则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虽然词也有与五、七言律诗句数相同的词调，如《生查子》、《玉楼春》，但在句子平仄、用韵方面仍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律诗、绝句是整齐句的格律诗，词是长短句的格律诗，这是中国格律诗的两大类。律诗、绝句兴起于唐代，诗人辈出；词则繁荣于宋代，亦有万紫千红之盛。
词兴于唐，盛于宋，历元、明、清三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词家数千人，词作以万数。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一个重要部门，因此，它逐渐成为文学研究者的一门专业，对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至版本校勘、笺注等等，历代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各有贡献。本文企图对历代词学研究情况作一次简要的介绍，为当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份研究线索。
一 词的起源
词的起源，为研究词史的第一个问题，历来为词学研究者所重视，而诸家观点并不一致。现在，我们认为词的起源是和音乐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不能离开音乐而谈词的起源。如果就诗歌的长短句形式来说，那么，在《诗经》和乐府诗里实早已有之。如果就音乐而言，则秦以前用的是雅乐，汉、魏六朝乐府用清乐，隋、唐的新乐则用燕（同宴）乐。由于隋统一了南北朝，将胡部乐和中原乐综合起来，成为当时的新乐——燕乐，词即由此产生。所以宋人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这就是说明了词的起源和音乐的密切关系。唐沿隋制，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日益发展，词就随之而兴起，这是很自然的事。
词又是起源于民间的，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是指外来乐曲，里巷即指民间流行的乐曲。歌者综合运用这些乐曲，成为新声，足以说明词与音乐的关系，也说明词有来源于民间的成分。近人或谓词创始于封建帝王，或谓词起于封建文人，皆背本逐末之论。隋、唐以来一些词的曲调，大都见于唐肃宗时人崔令钦的《教坊记》，其中所录曲名有三百二十多个，都是当时的流行新曲。例如《望江南》、《菩萨蛮》等。在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曲子词，更有以这些曲名标题的词作。由此可证《望江南》不起于中唐，《菩萨蛮》更不起于晚唐。说词起于晚唐，本是明人妄说，证之唐人所记载的资料，其说可不攻自破。而近人误信明人之说，不以事实为根据，说词起于中、晚唐，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 词乐
词起于隋、唐的燕乐，词乐为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词乐的研究，对象是词的音律，涉及的问题如宫调、旁谱等。可惜的是古乐的节拍已亡，即使有谱，也不能歌唱了。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困难。但是历来研究词乐者仍然大有人在，他们希望词终于能获得演奏。大致说来，词乐依照音律的次序，宫调有八十四调，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乘以十二律。宫乘十二律为宫，其馀七十二调皆为调。总名为宫调。宋代的宫调谱字载于张炎的《词源》，又见于姜夔为他的自度曲注明的旁谱，我们尚可据以探索词乐情况。现在把历代研究燕乐及词乐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隋、唐时期 《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及杜佑《通典》皆有论述燕乐情况的记载。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燕乐曲名三百二十四调，大曲四十。南卓的《羯鼓录》专述鼓曲。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则广泛记载唐代雅乐、清乐，兼及歌舞、俳优、乐器。
二、两宋时期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及雅乐、清乐、燕乐兼及词腔和声。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曾探讨词调源流。赵德麟在《侯鲭录》中，则记载了他自撰的《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当时的诸宫调就是由此递变而成的。曾慥在《乐府雅词》中，则录有大曲、转踏。陈旸的《乐书》，则详考了音乐演变。朱熹也谈到过关于腔调泛声的意见。宋代修内司所刊的《乐府混成集》一百馀册，皆有谱无词。此书在明代尚存，现在已不可见了。此外，张枢有《寄闲集》，杨缵有《圈法美成词》，皆旁缀音谱，可惜今皆不传。《词源》附有杨缵的《作词五要》，即：一要择腔；二要择律；三要填词按谱；四要随律押韵；五要立新意。所谈虽意在作词，但重点却在词乐方面。从以上所举文献，可见宋人对于词乐，已有非常专门的著述。
三、元、明时期 元、明人研究词乐，元人侧重在词乐之伴奏乐器，如陈元靓之《事林广记》，对管乐种类有过记载，有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横箫、竖箫等九种。这些乐器今多失传，不可知其具体形状，但知其管色之繁多，实数倍于今之管乐器。书中也有论及宫调腔韵的，则与《词源》大同小异，也可与姜白石的旁谱互相刊正。明初朱权有《唐乐笛字谱》，是专谈唐宋笛曲的。其后朱载堉作《乐律全书》，韩邦奇作《苑洛志乐》，又都是论音律及俗谱的，也可供研究《词源》之参考。
四、清代 清人研究词乐，重点是放在《词源》及白石旁谱上，皆尽毕生心力为之，成绩显著。先后成书而著名者，有凌廷堪的《燕乐考原》、方成培的《词麈》、戴长庚的《律话》、陈澧的《声律通考》、徐灏的《乐律考》、张文虎的《舒艺室馀笔》、郑文焯的《词源斠律》，皆各有见地，能互相补充，为研究词乐者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文献。
五、现代 近人对词乐有研究兴趣的很多，方面也广，对于词乐有关的问题也扩大探讨，以期互相发明。对《词源》音律及白石旁谱深入研究者，有任二北、唐兰、夏承焘、丘琼荪、杨荫浏、阴法鲁诸家。研究大曲的，有王国维的《唐宋大曲考》。研究隋、唐燕乐的，有日本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郭沫若译）。研究宫调的，有夏敬观的《词调溯源》。讨论古乐与今乐关系的，有童斐的《中乐寻源》。专门研究《词源》的，有蔡桢的《词源疏证》。叙述宋代歌舞剧曲的，有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以上所举各家的论著，对我们研究词乐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敦煌石室所出的唐代舞谱，与词乐也极有关系。叶玉华有《唐人打令考》附敦煌舞谱残卷，并有释辞。冒广生也有《敦煌舞谱释词》。吴庠又有《唐人打令考补义》。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我们研究词乐的重要资料。一九五八年，香港大学出版了一本《词乐丛刊》，发表了饶宗颐的《白石旁谱新铨》，是根据日本传钞本明人魏皓所作《乐谱》，以考证姜白石的旁谱。《词乐丛刊》中尚有赵尊岳的《讴歌要旨八首解笺》，对张炎《词源》中的《讴歌要旨》作了新的考释。此外还有姚志伊的《论折字》、《论姜谱之翻译与板眼》，都是近年来极可注意的研究成果。
三 词律
由于词乐失传，词的音律、音谱也都随之而亡失。虽经后人研究，但唐、宋人具体唱奏情况如何，仍难得其真相。清初人万树所编的《词律》，虽名为词律，实际并非词的音律。王奕清等所编的《钦定词谱》，也非词的音谱，他们考究的都只是词的文字格式。不过词的文字格式，原为配合音乐而形成的，所以直到今天，文字格式也可能作为吟诵及习作的依据。
词的文字格式，大致可分为：分段、词调、词体、句法、用韵及平仄四声等项，今分别略述如下：
分段 单调的词不分段。双调一般分上下两段，还有分三段和四段的。三段的词，前两段短而格调相同，后一段较长，名为“双拽头”，例如《瑞龙吟》。词的下段开始处，通称为换头，或称过片。最长的词分为四段，例如《莺啼序》，长达二百四十字。
词调 词的调名都与音乐有关系，如令、引、近、慢、摘遍、犯调、三台、序子、叠韵等。不过明人顾从敬改编《草堂诗馀》，开始把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那就是从字数多少来区别了。清人毛先舒谓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上为长调。这样分法，其实并不恰当，不过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妨以此来表示词的形式的长短不同而已。
词体 由于词的音乐性有变化，如添声、偷声、减字、促拍、摊破等，词体也有了繁衍。研究词律、词调者，势必研究到词体。这一部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词的句法、韵法，都有关于词体，而为研究词律者所注意的。
研究词体、词调的著作，最早的是明人张綖的《诗馀图谱》三卷，同时有程明善作《啸馀谱》十卷，其中有《诗馀谱》三卷。这两部书虽有草创之功，但谬误甚多。
清代康熙年间，宜兴人万树，字红友，编成了一部《词律》，收词调六百六十，词体一千一百八十馀。在张綖的基础上，用精密的科学方法，归纳出唐、宋以来各个词调的体式，但是还不能没有错误。咸丰年间，杜文澜作《词律校勘记》，同治年间，徐本立作《词律拾遗》，都是为万树补遗正误的。康熙晚年，命儒臣编成了一部《钦定词谱》，共四十卷，收词调八百二十六，词体二千三百零六。这是在万氏《词律》的基础上增补校改而成，以帝王的力量来编此书，当然是集大成的著作，但也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疵。
晚清有舒梦兰作《白香词谱》，选取最常用的词调一百阕，注明平仄，可以说是《词律》的简编，为作词者的日常用书，几乎人人必备，听说最近已有重印。近人林大椿作《词式》，龙沐勋作《唐宋词格律》，也是这一类为学习作词者提供方便的书。
四 词韵
最初，词家作词，都用诗韵，有时也以自己的方言押韵，并无词韵专书，因此，词韵较诗韵为宽，填词用韵较作诗为自由。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新兴文体产生时，在格律方面，有其自由天地，限制性较少。
南宋时，朱敦儒曾拟定词韵十六条，入声韵四部，这当是最早的词韵著作。后来有张辑为它作注，冯取洽为之增补，似乎已成词韵的专书，可惜此书早已失传。
明代的词韵专书，有胡文焕的《会文堂词韵》。编订不善，不为人所采用，故流传不广。
清代词韵专书较多。主要的有沈谦的《词韵略》、吴烺等编的《学宋斋词韵》，而以戈载的《词林正韵》最为精审。晚清以来，词家填词选韵，大都采用戈氏的分韵法。《词林正韵》采用《广韵》韵目，而合并平、上、去三声为一部，共十四部，加以入声五部，全书共为十九个韵部。吴瞿安在其《词学通论》中，论词韵之平、上、去三声，仍依《词林正韵》，但把入声五部增为八部。
此外，词人有用各地方音叶韵的，戈氏此书并未涉及。这里，我们略举数例，以说明方音在词韵中通叶，更可证明词韵之宽：
一、“居鱼”与“齐微”通叶 例如苏轼的《渔家傲》，以“似”与“度”叶。史浩的《菩萨蛮》，以“去”与“事”叶。石孝友的《千秋岁》，以“鲤”与“醑”叶。
二、“萧豪”与“幽侯”通叶 例如曾觌的《钗头凤》，以“照”与“透”叶。刘过的《辘轳金井》，以“溜”与“倒”叶。陈允平的《水龙吟》，以“草”与“骤”叶。这是福建方言的音韵。
三、“歌戈”与“萧豪”通叶 例如黄裳的《蝶恋花》，以“过”与“早”叶。郑域的《念奴娇》，以“果”与“岛”叶。林外的《洞仙歌》，以“锁”与“考”叶。这也是和福建方音有关系的。
四、“庚亭”与“江阳”通叶 例如吴文英的《法曲献仙音》，以“冷”与“向”叶。
五、“真文”与“东冬”通叶 例如《云谣集》中的《天仙子》，以“问”与“洞”叶。
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词林正韵》未注意到方音在词韵中的广泛使用，确实为其不足之处。罗常培曾作《唐宋金元词韵谱》以补正戈氏的疏漏，可惜未及刊出，遗稿已尽散失。
五 词人传记
研究一位词人的作品，当然首先要了解他的生平，但由于过去史家对词人不加重视，为词人立传的很少，即使有传，也极简略。有的更未经详考，以致错误较多。在过去的词选集中，一般也附有小传，但只寥寥数语，意义不大。
对于词人的时代、籍贯、世系、生活，如不详加考订，往往导致错误。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将词人的时代记载错误的 如陈凤仪系北宋时人，见宋人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这并非僻书，但清初朱彝尊编《词综》，却把他列入元人。其后，《词林纪事》也跟着错误。甚至清代同治年间杜文澜作《词人姓氏录》，也还把他列为元人。
二、将词人的籍贯记载错误的 如《词综》记柳永为乐安人，《山左人词》也沿此误。实则柳永是福建崇安人，福建省地方志书载之较详，从其家世上考察，也可明确无疑。《词综》误为乐安，就硬派柳永为山东人了。
三、对词人世系未加细考而致错误的 如张炎为张俊之六世孙，有人误以为五世孙。又有人把张炎误为张镃之孙，这都是弄错了世系。实则张炎为张镃之曾孙。张镃以下是按五行排列辈分的，张炎为火行，炎之父枢为木行，枢之父濡为水行。胡适不知张家以五行排辈分，称张炎之祖父为含，实则张濡字子含，不是名含，他又把名与字混淆了。
四、把词人的生卒年记错了，对他们的词作就无法解释清楚 如张元幹的生年，据其自撰《芦川归来集》，系生于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可是现在的选本，却把张元幹的生年误为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相差二十馀年。这样就把张元幹在靖康之难以后，南宋时期他写的送李纲、送胡铨的词都弄错了时代。又如南宋岳珂在五十八岁时还作诗，有些书说他卒年五十二，显然是错误的。又如尤袤卒于宋光宗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则姜夔就不可能于宋宁宗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在无锡和他会见了。
综上所述，可见研究词人传记，很有必要。因此，近代词学研究者对词人的生平，参考各种史籍，写定传记，大约可分为以下四种体例：
一、小传 如刘承幹有《历代词人考略》，此系稿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所录词人，较《历代诗馀》所附的《词人姓氏录》为详，颇有参考价值。
二、年表 王国维在其所作《清真先生遗事》后附有《周邦彦年表》，系大事记性质。对周邦彦的生平，考证甚为详尽，而且辨别伪讹，也至精确，为考证词人生平的研究方向开了先路。
三、年谱 邓广铭有《辛稼轩年谱》及《陈龙川年谱》，早已流传，对研究辛、陈的词，均有帮助。夏承焘有《唐宋词人年谱》，计有韦端己、冯正中、南唐二主、张子野等九家的年谱以及温飞卿等三家的系年，搜罗既广，考证亦精，实为词学研究者必读之要籍。此外，王仲闻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对李清照的生平，也搜集了丰富的史料。
四、词史 在词人传记辑录丰富、考证精确之后，则词史之研究才易于进行。过去刘毓盘、王易都曾撰作《词史》，只是略述纲要，标明线索，对于唐、五代、两宋诸大家之成就，则少评论。至于敦煌曲子词，他们尚未能见到，自然不可能论及。惟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而继承前人这一事业，则是后来者的责任了。
（《词学》1981年第1期，与金启华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