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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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炒饭么？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的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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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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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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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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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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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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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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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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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的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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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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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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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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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询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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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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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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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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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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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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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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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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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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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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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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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房，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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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商而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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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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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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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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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显示在白色的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无边的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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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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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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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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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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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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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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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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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结婚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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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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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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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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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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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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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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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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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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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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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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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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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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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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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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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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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的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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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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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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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什么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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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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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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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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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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