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坚定地跟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自己无愧于自己的身份，向困难挑战，绝不低头！努力摒弃自己的不足，不息地奋斗，让自己无愧于党。——付巧妹 2004年6月12日
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在长达数万年前的人类遗迹中不断探寻，在古DNA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世界瞩目的成绩。
2004年，正在读大学的付巧妹写下了入党誓言。“向困难挑战，绝不低头”这几个字，也成为了她从事科研工作的信念。付巧妹从事的是古DNA的研究，通过对数万年前遗留下来的、过去人群的遗传信息来了解人群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些演变对我们现在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面对距今数万年的人骨样本，最难的便是古DNA的破译，包括提取、捕获、测序、重建古DNA片段等复杂的工作。她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去掉这些古老人类DNA中的环境污染。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付巧妹：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预期都是没有DNA的，如果说在出土以后，被人（直接）接触过，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它可能存在现代人带来的污染。
2012年，正在德国读博士的付巧妹得到了一个极为珍贵的研究样本。在罗马尼亚，发现了一块距今四万多年的现代人的下颚骨。
当时很多欧洲的古DNA学者都认为，这个样本中的人类DNA被高度降解、污染严重，要提取出有效的DNA十分棘手。但付巧妹却没有轻易放弃，她提出一种类似钓鱼的方案，和同事共同巧妙设计出一种特殊的实验方式，用现代人的DNA做了一个磁铁一样的引子，可以将相似度极高的古人类的DNA吸附出来，终于在大量实验尝试和反复验证中获得了这个个体极其微量的古DNA信息，一步步挖掘，一点点发现，带来有关人类演化的新认识。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付巧妹：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经意把它当作一个（被）污染的对象，可能这个研究就没有了，（后来的发现）就不存在了。但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好奇心，想挖掘它一个很关键的点，所以在这个没放弃的过程中，就做了一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的工作。
不轻易言弃。最终，付巧妹的这一研究取得了令行业瞩目的成果，她推算出现代人同古人类尼安德特人距今5万到6万年前发生了基因交流，大大缩小了前人研究提出的时间范围，她的这一发现被《自然》杂志认为是相当惊人的。付巧妹说，是入党誓词中的那份自己的初心和承诺，让她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复杂庞大的古DNA密码信息中，充满乐趣和好奇心地去探寻答案。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付巧妹：动脑子吧，我觉得其实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这种开心其实更多的体现在，我有些时候会废寝忘食。
与此同时，付巧妹一直在做着另外一个在她看来更重要的工作。从2010年起，她开始筹建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古DNA实验室。
2016年回国后，她将研究的全部重心放在东亚人群多样性及遗传历史的研究。她组建的这支“中国制造”的古DNA研究团队，在《自然》《科学》等杂志发表重要论文40余篇，其共同创新开发的实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极大推动了人类学、演化遗传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付巧妹说，新时代给年轻科研工作者创造了宝贵的机会。只有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付巧妹：我们怎么去回报这个社会，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坚持把我们该做的、能做的事情做好，而且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个积累（有些时候甚至是一个学科，甚至是可以培养很多人才的这种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它做好了，其实就是对社会最好的一个回报。
付巧妹所从事的古DNA研究工作研究的是什么？古DNA是指在古代生物遗骸中残存的DNA片段，通过古DNA，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古代个体的遗传成分和基因的混杂模式，并用于比较过去人群与现在人群之间在谱系关系上的独特信息，从而揭示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细节。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付巧妹：比如说几万年前的人，他就已经有这种精神追求，像骨笛、塑像等，在大家想象中，当时的人只需要考虑生存就好了，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也就是因为人类不断探索，才会演变出现在的社会，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演化本身就是我们终极命题。
人类演化中有许多未解之谜。灭绝古人类和早期现代人如何互动？现代人在不同时间阶段又是如何演化？在付巧妹和团队的研究下，明确了现代人走出非洲，并非仅有单一的南部迁徙路线；欧洲人的蓝色眼睛在1.4万年前才开始出现；在3.3万年前，田园洞人相关人群在东亚北部曾广泛存在。一个个古代人类群体的神秘面纱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