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高速公路发展其实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原交通部副部长李居昌感慨地说。
时间不能逆转，距离不能位移，只有可变的速度是创造奇迹的魔术师。1988年，我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20.5公里的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此后30年，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增长幅度之大世界罕见。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3.6万公里。
“通车总里程世界第一位，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已经进入了交通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要为建设交通强国奋斗。”李居昌感慨。
万事开头难
“20世纪80年代初期，汽车的平均时速只有30公里左右。尽管有些公路路段加宽改造了，但公路网标准低、质量差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路段依然车辆拥挤，通行不畅，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很不相称。”对30多年前的“出行难”，李居昌记忆犹新。
20世纪80年代，高速公路还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标记，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公路交通图中，高速公路是个空白。当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经济日益为“瓶颈”所困扰的时候，通车能力大、行车速度快的高速公路在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蓬勃发展。
“让中国的汽车车轮快速跑起来！”“赶快修建中国的高速公路！”许多业内人士和普通百姓都发出呼声。
李居昌：1984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京津塘高速公路通过审批，二是沈大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6年，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车辆迅猛增加，交通制约经济发展，“瓶颈”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呼唤改善交通条件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1988年10月，我国内地第一条冠名“高速公路”的沪嘉公路建成通车。几天后，沈大高速公路南北两段共131公里完工。
“两条高速公路通车后立即显示出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内，高速公路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沈大公路的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李居昌说，沈大高速公路是我国当时公路建设项目中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艰巨工程。全部工程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开创了我国建设长距离高速公路的先河，为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积累了经验。
沈大高速公路通车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由低速到高速的转变。这有待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艰难的跨越还在后面。
李居昌：当时社会上有两种意见。有些人以修建高速公路投资大，占地多，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反对。还有人积极主张修建高速公路。
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我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不得不经历了由汽车一级专用路到高速公路的一段曲折过程。那时候不敢叫“高速公路”，只说是“汽车专用路”。但是具备随时改成高速公路的必要条件。
1989年7月17日至21日，交通部（现交通运输部）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沈阳会议创造了三个第一，中央领导第一次参加动员修建高速公路的会议；第一次邀请部分省市分管交通的领导参加；第一次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中国必须修建高速公路。”李居昌认为，沈阳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沈阳会议明确了我国必须发展高速公路，澄清了我国长时间以来要不要修建高速公路的模糊认识，为高速公路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使我国公路建设走进了发展高速公路的新时期。
同时，沈阳会议提出了我国今后建设高等级公路的重要政策措施，如其中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级负责、联合建设成为我国公路建设的基本方针；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成为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的基本政策；加强规划和前期工作成为公路建设的基本原则。
随着公路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需要发展公路，需要发展高速公路，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有志者事竟成
1993年6月，为贯彻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精神，解决全国高速公路怎样建的问题，当时的交通部、全国各省市分管领导、交通厅局长齐聚山东召开了全国公路建设工作会议，这是高速公路发展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效果最佳、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会议。
“代表们参观了山东的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从济南坐车，经过泰安到烟台，再从烟台到达青岛，走了1000多公里，路非常好。”李居昌回忆，山东会议后，各地领导络绎不绝到山东参观学习，掀起了建设高速公路的热潮。
如果说沈阳会议明确了我国需要高速公路，那么，山东会议则解决了全国高速公路怎样建的问题，就是凝聚全国的力量，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全国一盘棋，把高速公路建设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从1993年到1997年的5年中，全国高速公路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工程质量不断提高，共建成高速公路4119公里。京津塘、济青、成渝、沪宁等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国运兴，交通兴。高速公路不仅仅是速度和效率的代表，而且已成为综合国力的象征，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后来者居上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国家把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我国高速公路建设10多年便走过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地区发生了金融危机。高速公路建设被党中央、国务院遴选出来，承担起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神圣使命”。1998年6月，当时的交通部在福州召开了全国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工作会议。
“福州会议后，全国掀起高速公路建设高潮，我们也有决心、有信心，中央也很支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把高速公路确定为重中之重。”李居昌表示，在内、外部的合力推动下，高速公路建设风起云涌，迎来了它的“黄金岁月”。
“1998年，国家原计划投资1200亿元，年中追加到1600亿元，年末再加到1800亿元，实际完成投资2168亿元。”回忆起自己参与和见证过的高速公路建设，李居昌的思绪飞快地转着。高速公路在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立下不朽功勋的同时，总里程在1998年增加到8733公里，跃居世界第8位。
李居昌：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不但没有下滑，还保持8%的增长，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个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得到吗？做不到。
福州会议解决了加快公路建设的问题，即要把公路建设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整体，确立了公路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李居昌说，交通职工把困难转化为激励。
福州会议后的5年，我国高速公路得到了空前发展。“要致富，先修路”成为那个时代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那5年间，全国公路建设总投资12343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国公路建设完成总投资的1.7倍。2002年高速公路里程达到2.52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交通制约经济发展“瓶颈”缓解。
“后来整个社会对高速公路评价越来越高，高速公路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发展过程中的坎坷，我们一个个克服。”李居昌说。
从破茧而出，到在华夏大地上蜿蜒纵横，迅猛发展的高速公路是古老的东方大国快速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的标志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