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坚持前行
每次来信，马老都称呼我为“小蕙同志”，落款为“马识途”。但也有不同，大概是记住了我曾向他讲述过少年时识得他名字的情节，有几次来信，特别是在书法作品上，落款就是“识途老马”。
此后从1993年至今，马老为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写了10余篇文章，长的有数千字，都是思想性极强的大文，却没有一篇是吹嘘自己曾经辉煌壮丽的个人经历之作。1994年，在我们搞的“‘永久的悔’无奖征文”中，马老写来了一篇《未悔斋记》，在里面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心迹。
他说，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本可以去打太极拳、学气功、习字画，为自己的长寿而奋斗；可以去下棋、玩扑克、打麻将，可以去湖边垂钓，息心养气；可以去老朋友家摆龙门阵，交流烹饪学、养生学；可以当孙辈的牛马；可以去参加各种会议，坐在主席台前排，风风光光，品评香茶；可以去风景名胜游山玩水，可以到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走走，重温一下“老上级”的感觉……对于这些，他一概不沾，却沉湎于写作，而且不接受“文革”时罹文字狱坐了6年牢的教训，还偏偏写作时评和杂文，因文字惹了是非，给自己带来新的麻烦——对此，他说，“我却并不感到愧疚，也从来没有失悔”。
为什么？
“位卑未敢忘忧国。”如果我连心里想说的话，在当今盛世也不敢说，我就愧对那些和我一块儿在旧社会提起脑壳耍、斗争至死的战友和家人。正是有他们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精神，才迎来了现在的新社会呀。
马老一生钟爱文学，早在1935年就已发表作品。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他也一直坚持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边战斗边积累素材，有空就抓起笔写上几段。他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雷神传奇》《沧桑十年》及《马识途文集》（12卷）等数百万字的作品，然而最能披露其心迹的，我认为，就是这篇《未悔斋记》。他说：“我回顾我在解放前的前半生，曾经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解放后又在风风雨雨里，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四十几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这句诗，是我一生信守的。我是本着自己的良知良能，才从事写作的。”为此，马老还写下“无悔无悔，我行我素”8个大字，挂在墙上，作为鼓励和警示自己的座右铭。后来还觉不够，索性将他的书斋名字改为“未悔斋”。
看看，一位心地坦荡的老革命家，是多么令人高山仰止。尤其让我没想到的是，马老做了一辈子官，并且很早就进入了高级干部行列，他却仍保持着“我手写我心”的拙真，“对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逼着我不能不看，看了不能不想，想了便不能不写点自己的意见，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种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高风亮节，与时下一些只见领导眼色行事，哪儿管国家和百姓苍生受损的庸官、昏官、混官、投机分子、蛀虫相比，不啻是高泰山而矮尘埃。
“相信胜利，准备牺牲”，是我们当年普遍的信念
2010年，因为一个事件，我对马老的了解又深化了一层。同时也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编辑与作者的工作关系，而升华为一种带有亲情般的关注与惦念。
那年清明节期间，我们到重庆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和全委会会议。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的吕雷兄，带着其老父吕坪同志亲手写的红丝带，专程去渣滓洞烈士纪念馆，寻找齐亮、马秀英、马有猷、杨翱、陈诗伯五位烈士的灵位。
1948年，吕雷刚刚1岁，吕坪在重庆做地下工作，任乡建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的直接领导是马有猷同志。一日，马有猷的领导、重庆北区书记齐亮突然紧急面见他，告诉他马有猷已经被捕，因为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党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双双叛变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处于极度危险中，命他赶紧带领已经暴露的同志撤离。而齐亮为了营救更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留下来继续奔走，最终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于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之前，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爱人马秀英。
吕坪抱着襁褓中的吕雷，与一位地下党的女同志假扮成夫妻，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登上了开往长江下游的江轮。途中看到敌人搜捕得紧，果断于宜昌下船，改走陆路，经武汉南下广州，最终平安到达香港。那位扮演母亲的女同志，后来就留在香港，成为吕雷的干妈。吕坪同志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广东工作，最后在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职位上离休。几十年来，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吕雷说起齐亮、马秀英和马有猷，每次都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没有齐亮当年的舍身营救，被敌人逮捕和杀害的就会是他，而吕雷也就会成为渣滓洞的另一位“小萝卜头”。
在渣滓洞有着密密麻麻烈士名字的墙上，吕雷果然找到了五位烈士的牌位，照片上，他们个个是那么年轻、帅气、阳光、俊美、英姿飒爽，仿佛一招手就能从墙上走下来！可是，他们却都在重庆解放前，被敌人杀害于歌乐山下，那一场疯狂的大屠杀，敌人一共杀死了包括杨虎城将军一家在内的几百位烈士。齐亮烈士在行刑前，从容地跟狱中的每一位难友道“再见”，然后慷慨赴死，最终，尸体被敌人扔进了镪水池中……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吕雷将一大捧鲜花，献在烈士墙下，并告慰守在广州家里等消息的老父老母。那边，行将八十岁的二老也是肝肠寸断，老泪横流……
这么悲壮动人的情节，不是小说的编织，而就眼睁睁地发生在面前，不能不令人泪奔心恸！我当即请吕雷写一篇纪实长文，给光明日报的读者们讲一讲当年那活生生的故事，重温一下我们共和国走到今天，是多少齐亮那样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吕雷兄回到广州，马上动笔，很快就发来了饱蘸着血泪的长文。5月21日，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以《聆听烈士的声音》为大幅标题，整版刊出，同时刊出了齐亮烈士和马秀英烈士的照片。齐亮烈士儒雅英朗，马秀英烈士秀美漂亮，若他们活到今天，是多么和谐恩爱的一对侣人啊！
文章刊出后，先是在报社内部，随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人们都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感动人的主旋律文章了。
我记住了吕雷文章中有一句话，“马秀英烈士是作家马识途的堂妹”，因此报纸一出来，第一时间就给马老写了一封信，报告此事的前前后后，并寄去了样报。
很快，马老的回信到了。同时，还有他亲自撰写的一篇长文，以及一幅法书“人无信仰，生不如死”。长文中，马老介绍了齐亮和马秀英烈士的不为人知的事迹，还有罗广斌同志带出的烈士们在狱中写给党的《嘱托八条》。看得出来，马老的激动之情力透纸背——他又回到了那提着脑壳干革命的时代了吧？他又看到齐亮烈士和马秀英烈士双双忙碌于地下党工作的身影了吧？他又听到子弹呼啸着残杀革命同志的嚣叫了吧？他又看到《红岩》中的一幕幕场景，又看到江姐带着同志们一针一线绣红旗的群像了吧……
最令我心碎的，是马老还说到，他曾准备对马秀英进行处分，因为她在有机会逃跑时却没行动，甘愿陪着心爱的丈夫齐亮一同赴死。马老认为，马秀英入党后即是党的人了，不能为了个人感情而做无谓的牺牲。而痛心的是，这处分后来是彻底没有了机会！
遵照马老的意愿，《文荟副刊》把他的来信、长文和法书，再次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发表出来，并加了“编者按”（详见光明日报2010年9月17日第10版）。文章刊出后，我又立即遵照马老的吩咐，将样报寄给吕雷，请他转给老父吕坪同志。当马老得悉吕坪同志和他的夫人夏耘同志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还向吕雷发出邀请，约定借翌年赴京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之机，争取见个面——这老爷子真是雄心壮志，要知道，当时他已是自称“日薄西山”的96岁叟了，但他还自信心满满地准备到北京赴会！
尽管当时的邮政快递业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吕坪同志的复信却很快来了，并且也写来了一篇长文，回顾了当年的血雨腥风。光明日报《文荟副刊》再以大篇幅全文刊出了这篇长文（详见光明日报2010年11月5日第10版）。半年之内，连续就一个历史事件刊出三篇文章，这在我们《文荟副刊》是绝无仅有的，足见那一组文章的分量有多重，当时国内的重要报刊如《新华文摘》等，也都在第一时间予以转载。这亦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可堪铭记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