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尾连着年头，大雪小雪飘飘洒洒落下来，转眼又是一年。打小时候记事起，就总盼着过年，因为过年能穿新衣戴新帽，能吃到美味佳肴，还能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尽情放炮仗，驱走冬天的冷寂。在晋西北吕梁山的山坳里，常常因为一群少年的奔跑，而一次次宣告了春天的到来。长大后，特别是进城后，越来越怀念乡下过年的味道，总会在不经意间寻找那逝去的年味，这成了岁末年初挥之不去的情结。
在吕梁山脚下，年是“熬”出来的。除夕夜，头声鸡叫过后，大人孩子才可以入睡，老人们把这叫作“熬年”。大人们赶着做各种家务，恨不得将一个正月吃的用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全都准备好。小孩们从木箱子里拿出新衣服，穿上又脱下，脱了又穿上，最后和衣而睡个把小时，只盼着天一亮就像一股小旋风那样，四处跑着等待街坊邻里交口夸赞。“熬年”又有另一层意思——没有经历过春夏秋冬的煎熬，就不会迎来新年的转折和生机。特别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日子难过不是一句矫情的空话，吃了上顿没下顿，水烧开了没有米下锅，面熟了没有佐料烹调，小孩们端着盐罐罐、醋坛坛，喊着婶子大娘借点柴米油盐的场景，在今天想来，仿佛在梦中。于是，“熬年”既多了一份苦难快快过去的告别意味，又藏着一丝丝难以割舍的留恋和依偎。光阴本没有情感，只因生命穿越了光阴的长廊，从而赋予了它情义和温度。
吕梁山的年在外人看来有些烦琐，但是，烦琐的仪式里恰恰藏着年味。一过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就开始拾翻，窑洞里里外外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上的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就连裱糊窗户的麻纸都铺得平展展的，窗棂上贴着“富贵吉祥”“六畜兴旺”的剪纸，墙壁上是各种喜庆吉祥的年画，写春联是大家表达愿望的最好方式，不管毛笔字写得多么东倒西歪，汉字里的情感都是热气腾腾的。妇女们一边贴着自己的作品，一边互相赞许，走过路过的人们也总会交口称赞，你看看，又是一户好人家，连窗纸都像十八岁姑娘的脸蛋蛋，没有一点儿褶皱和疤痕。
窑洞内外收拾停当了，就开始了各种手工年馍制作大赛，心灵手巧的妇女们会将面团捏出各种各样的幸福来，有的是纺锤形的枣馍——一个圆锥形的面团头上插一颗大红枣，在吕梁一带，这通常是献给土地爷的祭品，祈祷风调雨顺、四季平安；有的是金字塔式的“枣山”年馍，这是灶君老爷一家的最爱，大人们毕恭毕敬地净手焚香，将年馍供奉到土炕旁的灶台一角，希望灶君两口子能够“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五谷杂粮养育了一方子民，年终岁尾，他们又用携着美好情感的五谷杂粮，感谢上天赐予的吉祥，同时希冀来年的幸福。
说到祭拜天地神灵，少不了自己动手制作小油灯。大人们带着小孩子，从胳膊粗的木头上锯下几块“圆饼”做底盖，或取来几个玻璃瓶随手一敲剩个瓶底，然后，熟练地裁开红红绿绿的五色纸，裱糊成一盏盏小彩灯，里面放上小酒盅，倒上一点胡麻油，扯一团棉花，顺手搓成一根灯芯，立起来点亮就是一盏明灯了。有的明灯放在家门口，有的放在神龛下面，全家人念想着小彩灯夜夜照亮祖先或是神灵回家的路，保佑一家老小岁岁平安。正月的山坳里，每个夜晚，漫山遍野都是光影摇曳的小彩灯，这些星星点点的九曲龙门阵，照亮了乡下人最原始、淳朴的生活愿景。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正月初一烧柏树柴和放开门炮。烧柏柴很有讲究，据说柏树具有辟邪的功能，初一凌晨在炭火中烧柏柴，能够将一年的邪气驱赶得干干净净。火光映照着大人和孩子的脸庞，原木的香味在家中缭绕，一月不绝。也是在初一凌晨，天蒙蒙亮之时，窑洞有一项十分庄重的仪式——放开门炮。老人说，开门炮放得好，炮声噼里啪啦震天响，会预示着一年红红火火，因而家家户户对放开门炮都不敢大意。开门炮大概是开门红的意思，大红的鞭炮和落下的红纸屑，象征着一年的喜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提着各种花馍和枣馍走亲戚了，从近亲到远亲，从初一到十五。亲戚们盘腿坐在土炕上，唠嗑的话题不是来年对几亩薄田的打算，就是琢磨着如何养牛、养猪去盘活生计，言谈间流淌的是满满的希望，笑声里洋溢的是来年的奋斗和激情。
而今，过年的种种仪式在城里已无影无踪，在乡下也越来越简化了。那些挥之不去的味道，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场面，那些柔肠百转的情思，似乎再也回不去了——当然，艰辛困苦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
我们的出生就是一趟出发的列车，只能朝前走却无法向后退，而年年走过的春节，是人生这趟列车的一个个站点，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过去的一年是欢喜还是悲伤，从新的站点出发之时，我们都满载着希望——当新年的红日冉冉升起，开往春天的列车会准时呼啸而过，去拥抱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