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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我反复领悟，思之再三，深感这是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把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要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生态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是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并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正确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攸关方向，事关大局，理当高度重视，切实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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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都极其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习近平在新时代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民惟邦本”“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以文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精辟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反复领悟、体味这两段字字珠玑的精湛论述，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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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近百年来我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批孔批儒”以唤醒民族觉醒是历史的进步与必然，但确实也留下了以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把文化划分为“新”与“旧”的对立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笼统否定的弊端。实际上，文化是民族的生存状态，是民族的基因，是民族的血脉，恰如黄河长江之水，是万万不可抽刀断水、用“新”与“旧”简单分割的。文化只有“源”与“流”之分，而无“新”与“旧”之别。唐朝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曾云：“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浚源”始能“流远”，“塞源”必定“断流”。要想繁荣发展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必须开掘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为今用及现代性转化。君不见，尽管五四时期经吴虞之口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后还掀起过“批儒”浪潮，但如今，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未被打倒，反而在新时代兴起的“国学”热潮和波及全球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大会上被人们继承并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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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
这首先是因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引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总结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有四点：一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主张（张世英先生把这条表述为“万有相通”）；二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本思想；三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进精神；四是“礼之用，和为贵”的和合处世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理念，具有恒久的时代价值，完全应当而且可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以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再看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和基本原理，不正是科学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成果（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文明史及其优秀文化成果）的集大成的人类革命理论经典吗？符合逻辑、顺理成章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与“流”的内在联系，贯通古今，活跃思维，扬弃继承，转化创新，这便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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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整个世界观、方法论的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变革与发展、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人学、关于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精辟论述，都可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文化内涵相融通。对于西方哲学过度强调“主客二分”而导致主体因一味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而令生态失衡、主体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导致局部战争等弊端，“天人合一”“万有相通”无疑是一剂疗救的文化良方。难怪20世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曾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应当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想，其实要汲取的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万有相通”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张世英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以中华哲学“天人合一”“万有相通”为本以“各美其美”，再吸收融通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培养以“美人之美”，进而整合互补以“美美与共”，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我以为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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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人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本思想的联系。斯大林曾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以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学的杰出代表张载在《西铭》中就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都是由气构成，气的本性亦是人与万物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皆为我的朋友，真是“万有相通”、人与自然和谐。他的“横渠四句”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两相结合，启人心智，不正能深化我们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认识吗？不正能激励我们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方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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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人的理想、信仰、情操、精神的精辟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不是一般的经济动物而是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的论述，关于共产党人的理论信仰、斗争精神、人格情操的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体力行、榜样垂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风范，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谁说不是一脉相连、互为表里呢？谁说不能相映成辉、光照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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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联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会在全球实现的宗旨为指导，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到孟子的“人和”主张，再到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 ……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习近平总书记以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从高瞻远瞩地力倡“一带一路”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我以为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理念与大同思想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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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必须论及与中华美学精神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论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紧接着就阐述了还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包含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了中华美学的三个“讲求”：一是从中华民族审美创造的运作思维上，“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二是从中华民族审美创造的结构特征上，“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三是从中华民族审美创造的宗旨上，“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总之，中华美学精神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深入总结研究中华民族在5000余年文明史中审美创造和艺术鉴赏实践的乐论、画论、书论、文论、舞论、戏曲论、民间文艺论等诸多丰富多彩的经验，那是一篇多么绚烂的华丽篇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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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必须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彼时人们的认识水平、科技水准、时代条件尤其是社会制度的局限、制约和影响，甚至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的、过时的乃至糟粕的东西。即使是其优秀部分，也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譬如，中华传统文化，毕竟以封建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分析处理的是彼时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朋与友之间的人际关系，不讲阶级之别，只言君子小人之分，这显然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和学说相距甚远；又如，儒家乃至新儒家主张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返本开新”等，也与马克思主义力倡的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革命原理和道路迥异；再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修己安人”“怡情养性”，也与我们新时代力倡的“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有差异。因此，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务必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善于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去粗取精，辩证取舍，与当代文化融通，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新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和宏伟大业，而万万不可食古不化、厚古薄今。
（作者：仲呈祥，系著名文艺评论家）
原标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