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

这几年我跑了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70多个县市，近300个自然村寨。正是这些采写，让我对我国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

当代世界，人类在不同的国度再一次重新认识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和幸福的重要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均贫富”，是中国先哲和农民千古相传的追求。中国当代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减贫事业中最为波澜壮阔的行动。

从前谁见过农民有档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脱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干部进村入户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9899万人，全部建档立卡。到2018年底，全国有280多万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前线。那些“乡村的末梢”“峡谷里的山寨”，留下了这个星球上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有一批干部没有回来，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遥远的村庄。这就是发生在当今的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我是遵循总书记这句话去做的。我创作的《走向乡村振兴》，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同时，特别记述贵州毕节脱贫实践，这是全国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级市之一。它有三个深度贫困县，也在全国最后脱贫之列。为什么关注曾经最贫困的地区？你可知它以怎样的验收实绩脱贫？

脱贫的系列指标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脱贫线，2020年全国指导标准为4000元。全国最富庶省份之一的江苏，自定标准为6000元。毕节最后脱贫的三个县，能达到怎样的脱贫线？经“第三方”验收，评估结果显示，毕节最贫困的威宁、纳雍和赫章三县，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一万元。

很多人可能感觉这有点意外。多少年，“贫困的标签就贴在毕节的脸上”。毕节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且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早在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就指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总书记对毕节倾注了最深切的关心，曾指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贵州省及毕节市没有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他们收获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组织起来”是不能忽略的常识。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英军炮火轰开之时，中国就像个大乡村。从那时起，“振兴乡村”就放在中国人面前了。西方列强的公司、工厂都是组织起来的状态。中国人多，各自耕种形同一盘散沙。1840年那场战争，是组织起来的英国侵入一盘散沙的中国。结果是，“组织起来”打败了“一盘散沙”。

即便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仍蕴藏着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经历了土改、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几亿农民也组织起来了，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中国农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百年实践也让我们反复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多么重要。加强党的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更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农村真正加强党的领导，就意味着要坚守党的宗旨，要有紧迫感地引领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毕节的具体措施，首先是遵照省委部署，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创办“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取得试点经验和成效后，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村干部和党员率先入社，将贫困户全部吸收进合作社，以强弱联合凝聚乡村社会，并不断吸收非贫困户自愿入社。毕节有3700多个行政村，均分别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全体村民所有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实现了党组织对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领导。实践表明，这是脱贫攻坚的最佳途径，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保障脱贫不返贫的必要举措。

该书还记述了山东烟台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毕节和烟台，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两地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贫困地区可推行，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推行。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毕节在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并要求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自此，遵循新发展理念，倾力去做衔接乡村振兴的工作，成为毕节的奋斗目标。

再说毕节的第二个重要举措。几年前塘约村脱颖而出，在于解决“一户农民的单打独斗”问题。毕节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后发现：如何解决“一个村的单打独斗”，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这促使“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在毕节应运而生。此举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把一个村的全体农民都组织起来了，仅靠“村自为战”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迈出这一步，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也由此凸显出更关键的领导作用。

毕节通过“大党建统领大扶贫”，把多种经济形式的经营者组织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里，村集体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私营企业并存，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由于村集体合作社吸纳了全部贫困户和很多非贫困户农民，倡导按劳分配为主，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大户支付的劳动力工钱，越来越多农民更愿意加入村集体合作社。劳动力流向发生改变，跟随大户打工的农民逐渐减少，以至有一批种养大户相继加入到村集体合作社中来。这个新情况说明，最有力量的其实就是劳动人民，人民选择哪里，哪里就会发达。

无论乡村与城市，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才是我们国家坚强有力的保障。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它需要全民族的关注和努力。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全民族的复兴。

乡村振兴，匹夫有责。

民族复兴，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