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学校

大大的眼睛，明亮的微笑。她的回忆像一册陈旧的小学课本哗哗翻开，那些山村里的故事从山路上向我走来。

那是一个清寒的山区早晨，我和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崔松、当地作家杨旭和铜仁市扶贫办小袁从县城出发。车在盘山路上穿云破雾转了无数圈，再乘船渡过乌江，再翻山越岭，才抵达杜典娥的家，那也是她的学校。沿路的牌子上标明：桶井乡、下坪村、大屋基组——一个深山里的老村。一座陈旧简陋的木加砖小二层建筑，静静伫立在半山坡上。这是学校吗？完全不像！几十年来，这里上课不定时，学生没定数，小学三个年级集中在一个屋，校长、班主任、语文、算术、绘画等各科教师就她一个。孩子学到三年级就走人——去山那边或乌江对岸的正规学校了。这里另有一个杂工、厨师兼保安员，是杜典娥的丈夫简光轩。孩子们集合时，杜典娥便敲响挂在门框上的一个铁盘子——已经锈成文物了（现已改成电铃）。教室里挂着一块小黑板，墙上贴着一些儿童画，彩色塑料的小桌小凳东一个西一个。孩子们挤在桌边，有的在写生字，有的在画画，有的在做算术题。隔壁是灶间、堂屋兼办公室，院里放着做游戏的小滑梯等等，一切那么陈旧、简陋。只有星期一在门前小院落举行升旗仪式时，气氛才变得特别郑重庄严。杜典娥用手机放着国歌，丈夫用绳子拉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她和学生们肃立整齐，随着乐曲高唱国歌。院子围栏的前面，是一片陡坡和散落在绿树中的民居，再往前看，是云雾缭绕的群山和山后不可知的世界……附近一代代山区里的泥娃娃，就这样在杜典娥的泪眼和挥别的手势中走过。不过，不要小瞧这所“不正规”的学校，如今它已是在县教委正式注册的一所“名校”了。

杜典娥生于1967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困难年代，贵州农村很少送女孩子上学，一是因为穷，块儿八毛的学费也掏不起；二是因为重男轻女的老观念：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干嘛为别人家花钱培养孩子呢。典娥的父母没文化，但母亲是老党员，觉悟很高也很有见识。当年母亲去县城开会，写不出自己名字，看不懂报告，不敢出门，因为不认识街牌。尝了许多“睁眼瞎”之苦，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送女儿读书——这在大屋基村是头一例，算是开一代新风。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催小典娥起身，揣上几个洋芋去上学。路上要翻一座大山，那时天还黑着，小典娥害怕，只好等着小伙伴会合了一起走。冬天来了，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有的提上一个小烘笼，手冻了就放在上面烘烘（我在当地“乡愁馆”看到一个展品：是竹编的小笼，里面放一个粗瓷小碗或铁盘，冬天夜里出门时装些火炭，既可照亮又可取暖）。到了乡上的小学校，上课到午休，孩子们各用三块石头搭一个小灶，用带来的米或洋芋煮一碗稀粥喝下去，下午接着上课。因为典娥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力，在生产队拿不到多少工分，生活极为贫困，挖野菜草根是小典娥的主要差事。因为交不上学费，她几次辍学又几次复读，直到1987年才初中毕业，这一年她已经20岁了，比同年级的孩子大了五岁。到这个岁数，一般农家姑娘早是孩子妈了。杜典娥是孝顺孩子。她曾想过考高中或中专，但给家里增加负担，她不忍。又想去外地打工，那就得扔下孤独而日渐衰老的父母，她还是不忍，因此一直在犹豫和纠结。那些日子，上山种地放猪，和周边许多农家姑娘接触多了，大家都特别羡慕她能读报写字。她们普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卖米卖菜不会算账，进县城两眼一抹黑。有的外出打工，雇主听说她们不识字，又说一口难懂的土话，挥挥手就打发走了，姑娘们只好回到闭塞而寂寞的山村，等着嫁人生子，一代代重复着老辈儿的贫穷与忧伤。有几次，从未进过校门的年轻女孩跑到杜家，让典娥教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揣好那张字条兴冲冲地跑了。她们说，外出打工，能签上名字领到工资就行了。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杜典娥充满同情又深感痛楚——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能管什么用呢？没有文化，注定她们只是简单的劳力，很难创造新的人生。

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母亲问典娥，你怎么还不走呢？典娥说，舍不得你们呗！其实她有了心思。一天，村主任来看望她的父母，说起大屋基村的贫困与落后，光棍和文盲太多，孩子上学太远太累，杜典娥突然问，我在村里办个小学，行不？村主任吃惊地说，办学校可不是吹泡泡儿，没钱没房没老师，咋个办？杜典娥说，我当老师，我家当教室，把孩子找来教他们认字，有啥难的？不过我只有初中文化，教不了高年级，三年级以内肯定行。一句话像透窗而进的阳光，照亮了杜家的棚屋，也照亮了村主任的思路。

村主任和父母一起兴奋地叫：“要的！”

事情操办起来，杜典娥才发现，自家局促的小地面根本无法办学，孩子们连活动场所也没有。在老党员母亲的主持下，全家作出决定：用自家的田置换邻居家的地，就可以腾出20多平方米的小操场。接着要扩房、铺路，父亲便借了些钱，带人上山炸石头，雇来的人每担100斤石头、走两公里到家，给3元钱。

村委会没钱没物，只是送来几块木板，帮着做了一些小桌小凳。这期间，杜典娥跑遍周边各个山村，走家串户，动员所有适龄孩子来上学，说他们再不用大黑天提着小烘笼翻山越岭了。乡亲们问，没钱咋办？杜典娥说，每年只交6斤米，交不上的可以记账，啥时有啥时给。没课本咋办？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把家里的牛卖了！1987年9月1日，这个没名没照、只有一个无证老师的“私立”山村小学开学了。方圆十里八乡的30多个孩子背着空书包欢天喜地地跑来，最大的三个女孩17岁，其中两个有了未婚夫，最小的男孩6岁。上午9时整，母亲敲响了挂在门框上的“铁盘钟”，父亲把桌凳摆整齐，杜典娥拿着自备的教学笔记走进“课堂”，宣布开课。因为有些学生读过一二年就辍学了，典娥便把学生分为三个年级，开始在一间房里“轮番作战”：给一年级小豆包上课，就安排二年级做作业，三年级做游戏。就这样，数百年沉寂无声的大屋基村，第一次响起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完全不懂“业务”的杜典娥没按小学教材来，她教的第一个字是“人”，第一个名词是“中国”。在学生花名册上，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打钩，意味着这些孩子的6斤米“学费”没交上。购买每年两学期的课本，对个头儿小小的杜典娥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只有在乌江对岸的稳坪镇才能买到。每次，杜典娥清早起身，徒步翻山再乘船过江已是夜晚，得花钱找个地方住一宿。第二天再去镇上买回两大包课本，又要大半天，晚上再住一夜。第三天背上死沉的课本乘船过江，再爬山过沟，折腾到晚上才能回到大屋基村。不过，她也有意外“收获”。有一次，一个学生家长说，对岸的长江村有一个姓简的农户是他亲戚，可以借住在他家，省点住宿钱。杜典娥很高兴，如约去了。户主老简早年当过七年兵，豪爽热情，听了典娥办学的经历，老简深为感动，第二天便命令大儿子简光轩帮着典娥背书过江，送她到村。简光轩黑黑的，老实巴交，很少说话，光会笑。这以后，杜典娥凡是过江办事，就住在简家。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越来越亲近了，第二年典娥又去买课本，路上简光轩对她说，我看你家就缺一个帮你背书的人，这事儿就让我包了吧。杜典娥羞红着小脸，给了他一拳。这一拳直把小伙子打进屋，当了上门女婿，一直住到现在，“职业”是学校敲钟人兼杂工。

杜典娥只能教到三年级。到了四年级，孩子长高了一些，胆子也大了，就可以到江对岸的镇小学继续就学了。一年又一年，一批批孩子来了又走了。杜典娥的贡献是，在山区农民生活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在九年义务教育尚未实施的年月里，附近山村所有适龄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无一“漏网”全部上学读书了，这是多么温暖、多么令人敬重的小小伟业啊！这件事感动了德江县领导。七年之后（1994年），有关部门给杜典娥一个“代课教师”的名义，每月补助60元。21年之后（2008 年），杜典娥又办了学前班，总共有100多个孩子。家里装不下，杜家只好自费请人请马，从10里之外的砖厂拉回水泥砖，加盖了小二层，每块砖到家的成本5元钱。22年之后（2009年），杜典娥考上正式教师，月工资3000多元，她终于能松口气了。32年之后（2019年），杜典娥已是乌发染霜，而她的微笑依然明朗。谈到她的学生，杜典娥充满骄傲和幸福感。32年来，她总共教过1500多个孩子，三年级离开后，其中有二十多个后来上了大学，当了干部。中午我在她家吃便饭时，杜老师拿来一个陈旧乌黑的本子给我看，那是登记历年“6斤米”学费的账本，名字后面打了钩的是交过的，还有少许没打钩的是至今欠着的。杜典娥笑着说，我整整教了三代人，有好些打了钩的，是后来儿子、孙子帮着还上的。这个账本我还留着，其实不是为了记账，它是我一生的记录和纪念品了。眼下，这所“一个人的学校”有14个学生，1个一年级，4个二年级，9个学前班，还有一个城里来的姑娘——志愿者陈华玲。杜老师说，这几年来，来我这儿上学的孩子不多了，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扶贫工程，很多村民富了，纷纷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那边条件好，老师教得也比我好，我当然为他们高兴。

谢谢您，杜典娥老师！在亿万人民努力奋斗、脱贫致富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你默默为山里孩子开辟出通往梦想的一条路。没有你的艰辛付出，也许很多人的梦想已早早失落在犁杖后面了。甚至，他们不可能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