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齐文化自建立伊始就开创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如早在西周时期，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就著有《太公家教》，书中闪烁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之后历经数代人的共同努力，这一传统又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烛照千秋的文化精神，这一精神不仅对齐国的文化乃至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对我国尊师重教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精神之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时至今日，这一精神依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齐文化中的尊师重教精神内涵极为丰富，且有多样化的体现。
体现在尊师重教思想的丰富性
齐国建国初期，姜太公著有蕴藉着丰富教育智慧的《太公家教》。及至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荀子曾经长期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加之其四处游学的经历，自然是桃李满天下，如入室弟子韩非和李斯就是其著名的学生。荀子不仅具有成功的教育实践，更有可圈可点的教育思想。其思想集中体现于《荀子》一书中。该书首篇即为《劝学》，体现了其对教育的重视。《太公家教》和《荀子》等典籍，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其中折射出浓郁的尊师重教精神。
认识到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并赋予教师崇高的地位。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为提倡尊师重教的。他曾提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意即：礼，是用来端正身心的；老师，是用来端正礼法的。所以没有礼，用什么来修正自己的行为？没有老师，我怎么知道礼是这样的？他还说：“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大意是说：人如果有老师的教诲，又懂得受法度的约束，这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既没老师的教诲，又不受法度制约，这是人之大不幸。在他看来，教师是礼法的守望者，在道德教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还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意即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存的根本；先祖是宗族的根本；君主和师长是治国的根本。在他看来，和君主一样，教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不仅如此，荀子更是告诫统治者：“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从而把能否尊重老师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
强调了教师的尊严，认为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荀子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荀子·大略》）。意即：说话时不称道老师叫反叛，教学时不称道老师叫背离。背叛老师的人，英明的君主不接纳，朝廷内的士大夫在路上碰到他不和他说话。他又说：“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荀子·大略》）。意即：违背礼法就是无视礼法；违背老师就是无视老师。可见，在荀子看来，教师是礼义的化身，必须绝对服从，决不容许有人背叛、怀疑、非议教师。以上均可看出齐文化对师道之尊重，这一尊重不单停留在认识层面，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对师术提出了严格要求。师术即为师之道。荀子言：“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严师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在他看来，教师仅仅做到博学技精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尊严而使人畏惧敬畏；二是年长而有威信；三是懂得精微的道理并能透彻地阐述；四是能了解精微的道理而又能讲解清楚。这四个条件涉及到思想修养、形象塑造、思维表达、通理答辩等方面，是对“可以为师”在职业道德、综合能力等方面的更高要求，非常中肯。其中，他把“严师而惮”作为为师的第一个条件，足见其对教师尊严、威严的看重。荀子还说：“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意即：学习，就是学习礼法，老师要以身作则，而且要安心于这样做。这里荀子认识到要求学生符合礼仪法度，教师首先应做出表率，他强调了教师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体现在尊师重教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习惯的形成上
《孟子·离娄下》云：“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礼者，敬人也。”礼仪是表现对他人尊重和理解的手段，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重礼仪是中华民族待人接物的基本要求和显著特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礼仪反映在尊师重教方面，就是注意通过具体的礼仪表达对教师的崇敬和尊重，由此便形成了许多尊师重教的礼俗习惯和行为规范。齐文化中的尊师重教精神也可从当时已经形成的尊师重教的礼俗习惯和行为规范中得以体现。
可通过齐人对学子尊师行为规范培养的重视上得到体现。战国时期，田齐统治者为了达到“招致贤人”“得士以治之”的目的，设立了巍峨宏大的稷下学宫，招揽天下饱学之士前来讲学授徒，著书立说，议论争鸣。为了对各派名流的所随弟子进行管理，稷下学宫制定了学生守则《弟子职》，保存于《管子》一书中。《弟子职》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学宫弟子起居、受业、应客、坐立、进退、用餐、洒扫、执炬等方面的礼节规则，其中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均有非常严格、详细和具体的要求。如《弟子职》规定：“先生施教，弟子是则。”“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先生有命，弟子乃食”等等，都说明其不仅要求学生应尊师，更对其中的各个细节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尽管其中某些规定过显呆板，但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稷下学宫浓郁的尊师重教精神。
可通过一系列尊师礼俗得到体现。这些礼俗主要包括：祭师、拜师等。其中，祭师是各行各业尊师重教的一个重要礼节，人们通过设立和奉供师祖即先师、本师、祖师等，表达一种崇拜祖先、崇德报功、求学进取的观念。这一礼俗得益于荀子的倡导。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不仅提出天地、祖先、君师是礼之三本，还进一步将“师”与君、亲等并提到同样崇高的地位，从而最早提出了“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以此为基础，后来形成了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的三祭之礼。在民间，读书人皆把“天、地、君、亲、师”刻在牌位上，摆在厅堂上加以供奉，以示尊崇；学校则把祭祀先圣先师视为立学之礼。通过敬祀天地、尊崇祖先、推重君师，树立了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和权威性。
体现在齐国君主对稷下学者们的礼遇和优待上
田齐统治者不仅创建并发展了稷下学宫，还实行了地位尊崇的教师政策。
给予稷下学者优厚的物质待遇。齐宣王时，不仅对稷下学者们分别授予不同的称号和荣誉，还为其提供畅通的交通、优越的居室、丰饶的俸禄等优厚物质待遇，使其可以专心做学问。如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时，正值宣王时期，每当他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离齐时，威王曾以“馈兼金一百”与之，宣王也以“养弟子以万锺”（《孟子·公孙丑下》）的厚禄挽留他。“稷下之冠”淳于髡曾贵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说苑·尊贤》）。田骈在齐国是“訾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四》）。正基于此，稷下学宫长期兴盛，学派、学者云集也就不足为奇。
让稷下学者享有崇高的政治礼遇。凡来稷下学宫的学者，都要经过齐王召见，或伺机觐见，通过问答以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资历等情况的了解后，授予其不同的等级称号，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齐宣王时，按照稷下学者的学问、资历、成就、贡献的不同，分别授予其“客卿”“正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博士”“祭酒”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贵列“上卿”；孟子为客卿（《孟子·公孙丑下》）；荀子则“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篇》）。另据史料记载，宣王经常向稷下学者们征询对国事的意见，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及典章制度的制定。这些也反映了当时稷下学者们的政治待遇。
给予稷下学者人格上足够的尊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齐国君主对士人的尊重、礼敬之态。如宣王见颜斶，当颜斶说“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不若死士之垄”时，他仍谦恭待之，甚至“愿请受为弟子”（《战国策·齐策四》）。当王斗指责宣王好狗、好马、好酒、好色，而“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时，宣王却说：“‘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齐国君主对稷下先生的礼敬之心可见一斑。另外，田齐统治者不干涉和限制稷下学者之所学，学宫的所有教学和学术活动，也都由各家各派主持，官方不多加干预，也足以反映对稷下学者的尊崇和优待。给予稷下学者的至尊礼遇和尊崇，更使得尊师重教精神大放异彩。
原标题：齐文化中的尊师重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