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正考父的故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同时，在做人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正考父，是宋国大夫，他毕生辅佐了三位宋国君主，即宋戴公、宋武公和宋宣公，是宋国的三朝老臣。从后世的历史分期来说，他的一生跨越了西周、春秋两个时代。
先秦时期文献中有关正考父的记载虽然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广为传颂的是他的恭敬和勤俭。
作为三朝元老，依照世俗之论，正考父最有资格高人一等，也最有地位自命不凡。但是，恰恰相反，他庄敬有加、恭谨待人，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浮和膨胀。每有任命，他愈益恭敬、愈发谨慎；在青铜鼎上，刻着他的自我写照：“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偻、伛、俯”都是低头弯腰、恭敬小心的样子，程度依次递进。也就是说，正考父第一次被提拔后低着头，再次则曲着背，第三次则弯着腰，每接受一次任命，他就更加恭谨。甚至走路时，也避免走在道中央，而是从旁快走，时时处处表现出谦敬，从不自高自傲，也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位大人物来对待。
正考父的敬谨与小人的自大恰成对比。庄子在书中描绘了得意忘形的小人之态：刚刚被任命为士的时候，眼睛向上、趾高气扬；再被任命为大夫时，沾沾自喜，即便是乘车时还手舞足蹈，得意之态毕露；再高升至卿位时，就目中无人、任意妄为了。正考父严于律己、笃礼崇义，远离侮慢和耻辱；而小人得意扬扬，忘乎所以，距离自败自毁也就不远了。庄子评价说，像正考父那样恭敬，谁还敢不守法度？如果像自我陶醉的小人，沉浸于获取权力，那如何去实现圣人的理想？
正考父不仅谦虚谨慎，同时又至俭至勤。青铜鼎上的铭文说他“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以粥为食，仅仅自足糊口，不敢求多，简朴至极。
春秋时期，贵族们钟鸣鼎食，奢侈成风，即便是齐国的贤大夫管仲也未能免俗。管仲有三处府第，手下的人员任务很轻，都不多做事。孔子批评管仲不节俭，并说他“管仲之器小哉”。管仲辅助齐桓公率先称霸，名书于罄竹，但他不知节俭，遭到孔子的批评，从此也背上了恶名。
贵族们追求富贵、享受，忘记了贪婪会招致祸患。《左传》记载，卫国著名的大夫公叔文子请君主卫灵公燕飨，卫国贤能之士史鰌预言，公叔文子家势必由于富贵而惹祸上身。史鰌说，公叔文子虽富但仍能恪守臣礼，因此可以免于祸乱。但是到了文子的儿子公叔戍，骄横任性，必然招致灾祸。史鰌感慨道，富贵而不骄横的少，骄横而不自取灭亡的还从未有过。果然，到了公叔戍时，被人告发谋乱，最终被迫出亡他国。
在贵族贪慕富贵的大环境中，正考父笃实自尊，不慕虚荣，代表着清流。宋代大思想家司马光曾经以正考父为例，总结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司马光指出，历史上因追求富贵而身败名裂者，不可遍数。身在高位的人勤俭克制，就不会受困于物，因此能够以义为重、直道而行；相反，溺于富贵就会多欲，物欲泗流就会贪婪成性，从而走上邪路、招致灾祸。位卑之人克制物欲，就能谨身节用；相反，多欲就会放失自我，居官必贿，收敛不义之财，最终落得身丧家败的结局。所以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勤俭对于个人成就美德意义重大。
保存在先秦文献中的正考父至恭至俭事迹，笔墨不多，但世世为人所传诵。子孙习其家风，世多敬勤，才人辈出。《左传》记载，鲁国有一位卿大夫孟僖子弥留之际，以自己不谙周礼为耻，嘱托他的下属一定要认真学礼，以之作为身之基干。他以正考父的事迹告诫他们知礼、达礼，恭敬于事。他还引用当时的谚语说，有明德的圣人，家风传及后人，他的后人必将通达。而孔子就是正考父的后人。大思想家孔子倡导庄恭、倡导敬谨，他的思想与其远祖正考父恰是一脉相承。
回望正考父的一生，他孜孜于辅佐三位国君，可谓任重道远。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以谦恭自持，不辱使命。他自卑而尊人，不自恃功高，不将自己凌驾于礼法之上。尽管他低调素朴，但因此彝伦攸叙，天下有了法度、规矩。后人有言“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意思是说为臣者不徒求厚禄、不徒求高位，但求为社稷而已。正考父正是社稷能臣。曾有名联将他与宋代名臣范仲淹相提并论，谓“诵鼎上辞，长愿景行正考父；任天下事，可能遥揖范希文”，意思是说，诵读正考父刻在青铜鼎上的铭文，期盼追随他行大道；身任天下公仆，则能以范仲淹先忧后乐相勖勉。正考父与范仲淹，他们的风格一开一阖，都是社稷良臣的典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至恭至俭的正考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