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先生因病于2020年5月24日去世。这是我国哲学界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我也失去了一位值得敬重的师长和朋友。谨以2017年我在《文化软实力》期刊上发表的一文表达沉痛哀悼。
——张国祚
思深行范 心热情诚——陶德麟先生给我的难忘印象
陶德麟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同志的高足。他曾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我对陶先生一向很敬重，常有信息往来。他理论功底深厚，却始终虚怀若谷，对我多有鼓励。
2003年，中宣部理论局第一本“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出版。陶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说，《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继承了《大众哲学》的优点而又有新的发展，把十六大精神讲活了”。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因为《大众哲学》是中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名著。该书用生动通俗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哲学界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很喜欢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多次围绕哲学问题与艾思奇当面探讨或书信交流。他不仅自己反复研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而且还把这本书寄给当时在苏联的毛岸英。陶先生借用《大众哲学》来评价《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使我很受鼓舞，因为这本书是由我负责组织编撰的。
2015年末，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关心下，我们创办了《文化软实力》学术期刊。在筹备创刊号的过程中，陶先生给予了满腔热忱的关心和支持，实在令人难忘。2016年1月30日，我给陶先生发了手机短信，希望他能为《文化软实力》创刊号题词寄语。陶先生回复道：“国祚同志：来示奉悉，谨致衷心祝贺。所嘱将视身体情况尽力遵办。现我刚出院，正在疲惫不堪中，无力多叙，乞谅。预贺猴年阖府万福！您的通信地址及邮编亦请示知为感。陶德麟拜上。”一位德高望重、年事已高、刚刚出院的著名学者，面对我这位晚辈后学的请求，如此之热心，如此之谦恭，如此之认真，令我感动不已且惶恐，真怕此事会影响他的健康，心里惴惴不安。三天后，我给陶先生写了一首充满感佩的春节祝福藏头诗：
“陶公修养功底深，德高虚怀后学尊。麟角锋隐未卸甲，春风送暖珞珈林。节庆贵体虽欠安，吉日总会长精神。祥和自有佛祖佑，好景欢快必降临。——祝陶老师早日康复！”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陶先生当即回复了一封短信：“国祚同志：藏头诗极不易写，需要很高的素养和才气。您不愧是高手和快手，拜读大作，深为感佩，谨掬诚致谢！这几天我身体有所好转，祈释锦念。昨晚用毛笔为《文化软实力》创刊写了四句寄语：‘以人为本，文以化人。兴邦有道，润物无声。’拟扫描后以E-mail附件奉上，不知合用否？祈斧正裁夺为祷。余不赘。德麟拜上。”陶先生本来抱恙在身，却如此重承诺，用心兑现，不辞辛劳，而且行文中既能令人感悟到其对文化软实力精要的准确把握，又能领略到陶先生对网络传媒技术的娴熟，像这样与时俱进的大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
2017年5月25日，我到武汉大学国际学院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想借机去看望一下陶先生。新任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热心帮我联系陶先生，转达我来武汉欲看望他。但被告之，先生身体精神都不太好，似乎也没有精神说话。联想到前几次陶先生住院的情况，我心里有点担忧和无奈。没想到26日清晨，我正在武汉楚河沿岸晨练，忽然接到陶先生本人打来的电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国祚同志，人生难得一知己。我现在身体和精神都不太好，也很难再去北京。你既然来了，我还是很想和你见一面。”陶先生短短的几句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他能把我视为“知己”是我莫大的荣幸，一句“很难再去北京”，又让我有些心疼。当时我很想尽快见到这位令我尊敬的长者，终于在两个博士生论文答辩的间隙去看望陶先生。
鉴于陶先生的身体状况，本不敢多扰，只想占用先生五六分钟休息时间即可。没想到见面时，陶先生兴致很高，还亲自去找照相机与我合影留念。这位政治清醒、治学严谨、在历次重大理论探讨中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的严肃学者，在亲友面前，却是那样谦和、慈祥、热情。这让我突然想起《光明日报》上王斯敏同志写的人物专访《陶德麟：笔有雷鸣道不孤》，陶先生的为学为人为文真是堪称高校教师的楷模。于是我有感而发，激情难遏，又为陶先生作了一首藏头诗：
“陶公哲理深，德道为人真。麟角凤毛稀，高品国之珍。”
我的书法虽然很差，但情义诚挚。幸亏陶先生很包容，令我心释然，心慰然。
原标题：张国祚：陶德麟先生给我的难忘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