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差不多也是春季的时候,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四处流窜,国家遭难,民族受苦,人心惶惶,我们叫它“非典”。确诊近万,死亡数百。十七年后,时不时会想起当年的情形。
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多数单位都放假了,审计署也是这样。考虑到审计机关在抗击疫情方面要发挥作用,审计声音要向社会和公众传播,所以当时在机关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我,被征召回来从事文字宣传工作。
当时也要戴口罩,医用的、普通的、装饰的都有;单位发、家里买,好像不太缺。家离单位有六七公里,天天骑自行车来回,大街上人很少,车也不多。当时住在翠微路,向东骑行到中国工程院西边的立交桥时,要先向南掉个头,再向北骑,而非直接向北转,逆行一二百米。以前可不是这样。一个哥们后来调侃,“你又不是四个轮的”。
单位食堂已经是自助餐了,这在中央国家机关是比较早的。饭菜质量不错,而且只有一个餐厅,署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吃饭,这在管理学中叫“搭便车”。后来北大一个管理学教授把审计署食堂写入了教案。食堂不大,当时仅能满足三四百人就餐,通常很吵闹。非典来了,顿时安静下来。少数在岗的同志分时就餐。原来是长条桌,相向而坐6人,现在一人一桌,单向前方。没有交流,不光是语言,表情甚至眼神也很少。急冲冲吃完,都回办公室了。
办公室里发了消毒喷剂,猛喷狂撒一通,呛得直咳嗽。门把手和电话机,用过一次就用消毒纸巾擦一遍。当然了,那段时间基本没有电话,更没有人到办公室里来过,甚至有些神经质,只要拿东西就用干净的纸巾垒着。办公室斜对着厕所,只隔一个走廊。尽量不去,实在憋不住了,也提前做好防护,全身武装,绝不用手碰任何公共设施。
我说的是审计署老办公楼,十层、灰色,占地七八亩,1995年搬入的。我的办公室在三层,朝北,正对着不大的院子和大门。没事时就盯着院子看,空荡荡的,无人无车,进出大门的也寥寥无几。院子西边是二层的综合楼,下面是刚提到的食堂,上面是多功能厅,开大会、搞团拜都在那里。综合楼门向东,有一个门棚。一天无意发现飞来几只鸽子,在上面闲庭信步,慵懒地咕咕叫着,还时不时地起起落落,潇洒至极。一没留神,一只还大胆地飞到了我的窗前,斜歪着半个身子,扑拉着一边翅膀。
这些天我干什么呢?主要是写材料,与抗击非典有关的署党组部署、审计工作、审计人和事等,还编写了多期审计署抗击非典简报,报署领导、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大概有一两期在工委信息交流中单独刊发,也使得当年审计署的党建宣传排在中央国家机关前列。简报还会改写成新闻稿,在中国审计报上刊登。
这一时期,老婆休息在家,女儿也不上幼儿园了。小朋友欢聚一堂,小区里热闹非凡。每天早早就有人敲门,喊着“扬扬在家吗?”,刚上中班的女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不洗脸不梳头就要出去疯跑。孩子们大的二三年级,中的大班中班,小的刚上幼儿园,还有的刚会走。大带小,多数是大管小,做广播操,玩游戏,走队列。一天女儿回家,一下蹲在我的脚边,托着下巴,扬着头,可怜巴巴地说,“爸爸,我想要旱冰鞋。”一段时间后,女儿又迷上了哪吒。穿着旱冰鞋,举着报纸卷成的红缨枪,挂着呼拉圈,戴着两条红绸巾,哗啦哗啦地,在屋里滑过来溜过去。这期间,女儿过生日,专门订了蛋糕,买了饮料,请了小朋友。五六个小脑瓜围在茶几旁,叽叽喳喳,甚是热闹。现在想想,这些孩子,大的研究生毕业了,小的也上大学了。老婆单位发了羽毛球拍,我俩在院子里常打。十七年后,拍子保存完好。这次我俩在客厅里对打,一边锻炼一边打磨时间。女儿已经大三了,忙自己的事,不屑与我们为伍。
面对当年的非典疫情,审计人对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进行了审计,于年底向社会进行了公告。这是审计署首次对社会公开审计结果,反响强烈,媒体所称的“审计风暴”亦源于此。
今天是2020年2月11日。武汉加油!中国必胜!
(俞国庆 2020年2月11日晚于北京)
原标题:想起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