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2003

2003年，差不多也是春季的时候，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四处流窜，国家遭难，民族受苦，人心惶惶，我们叫它“非典”。确诊近万，死亡数百。十七年后，时不时会想起当年的情形。

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多数单位都放假了，审计署也是这样。考虑到审计机关在抗击疫情方面要发挥作用，审计声音要向社会和公众传播，所以当时在机关党委宣传部工作的我，被征召回来从事文字宣传工作。

当时也要戴口罩，医用的、普通的、装饰的都有；单位发、家里买，好像不太缺。家离单位有六七公里，天天骑自行车来回，大街上人很少，车也不多。当时住在翠微路，向东骑行到中国工程院西边的立交桥时，要先向南掉个头，再向北骑，而非直接向北转，逆行一二百米。以前可不是这样。一个哥们后来调侃，“你又不是四个轮的”。

单位食堂已经是自助餐了，这在中央国家机关是比较早的。饭菜质量不错，而且只有一个餐厅，署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吃饭，这在管理学中叫“搭便车”。后来北大一个管理学教授把审计署食堂写入了教案。食堂不大，当时仅能满足三四百人就餐，通常很吵闹。非典来了，顿时安静下来。少数在岗的同志分时就餐。原来是长条桌，相向而坐6人，现在一人一桌，单向前方。没有交流，不光是语言，表情甚至眼神也很少。急冲冲吃完，都回办公室了。

办公室里发了消毒喷剂，猛喷狂撒一通，呛得直咳嗽。门把手和电话机，用过一次就用消毒纸巾擦一遍。当然了，那段时间基本没有电话，更没有人到办公室里来过，甚至有些神经质，只要拿东西就用干净的纸巾垒着。办公室斜对着厕所，只隔一个走廊。尽量不去，实在憋不住了，也提前做好防护，全身武装，绝不用手碰任何公共设施。

我说的是审计署老办公楼，十层、灰色，占地七八亩，1995年搬入的。我的办公室在三层，朝北，正对着不大的院子和大门。没事时就盯着院子看，空荡荡的，无人无车，进出大门的也寥寥无几。院子西边是二层的综合楼，下面是刚提到的食堂，上面是多功能厅，开大会、搞团拜都在那里。综合楼门向东，有一个门棚。一天无意发现飞来几只鸽子，在上面闲庭信步，慵懒地咕咕叫着，还时不时地起起落落，潇洒至极。一没留神，一只还大胆地飞到了我的窗前，斜歪着半个身子，扑拉着一边翅膀。

这些天我干什么呢？主要是写材料，与抗击非典有关的署党组部署、审计工作、审计人和事等，还编写了多期审计署抗击非典简报，报署领导、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大概有一两期在工委信息交流中单独刊发，也使得当年审计署的党建宣传排在中央国家机关前列。简报还会改写成新闻稿，在中国审计报上刊登。

这一时期，老婆休息在家，女儿也不上幼儿园了。小朋友欢聚一堂，小区里热闹非凡。每天早早就有人敲门，喊着“扬扬在家吗？”，刚上中班的女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不洗脸不梳头就要出去疯跑。孩子们大的二三年级，中的大班中班，小的刚上幼儿园，还有的刚会走。大带小，多数是大管小，做广播操，玩游戏，走队列。一天女儿回家，一下蹲在我的脚边，托着下巴，扬着头，可怜巴巴地说，“爸爸，我想要旱冰鞋。”一段时间后，女儿又迷上了哪吒。穿着旱冰鞋，举着报纸卷成的红缨枪，挂着呼拉圈，戴着两条红绸巾，哗啦哗啦地，在屋里滑过来溜过去。这期间，女儿过生日，专门订了蛋糕，买了饮料，请了小朋友。五六个小脑瓜围在茶几旁，叽叽喳喳，甚是热闹。现在想想，这些孩子，大的研究生毕业了，小的也上大学了。老婆单位发了羽毛球拍，我俩在院子里常打。十七年后，拍子保存完好。这次我俩在客厅里对打，一边锻炼一边打磨时间。女儿已经大三了，忙自己的事，不屑与我们为伍。

面对当年的非典疫情，审计人对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进行了审计，于年底向社会进行了公告。这是审计署首次对社会公开审计结果，反响强烈，媒体所称的“审计风暴”亦源于此。

今天是2020年2月11日。武汉加油！中国必胜！

（俞国庆 2020年2月11日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