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从2019年国庆档影片分析中国主流电影形态重构

2019年国庆期间，三部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紧跟在同样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作的《决胜时刻》《烈火英雄》之后被推上档期，以接近60亿人民币的总票房，出人意料地创造了有史以来国庆档期的最高票房纪录，也使得从第二季度以来略显平淡的国产电影市场掀起了一个高潮。主旋律与高票房的结合，再次为中国新主流电影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持。《我和我的祖国》虽然是在陈凯歌总导演下由七位导演分别执导的“集锦”式电影，但是其精湛的艺术品质和饱满的情绪传达，有效地完成了创作团队所预想的“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的特定诉求；《中国机长》则用成熟的叙事、流畅的节奏、紧张的悬念、生动的人物，将一个结局已知的故事叙述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攀登者》借助于喜马拉雅山的壮丽奇观，采用了登山类型片的模式，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这三部影片，以及稍早上档的《烈火英雄》等献礼影片，不仅为国庆的喜庆节点带来了电影厚礼，也为电影观众带来了精神大餐，被称为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的主旋律电影，其政治意义、美学意义和市场意义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促使我们去分析，近年来被称之为“新主流电影”的《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电影，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共同规律，改变了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不大众，商业电影不主流，艺术电影不阳光”的格局。

个体化的“新英雄”形象

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从1990年代开始，最常见的就是以各种英雄模范人物原型为题材的电影，从《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孟二冬》到近年来的《杨善洲》《黄大年》，虽然这些影片的艺术品质各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人公具有光辉的道德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故事中，主人公大多一开始就具备模范品质，很少有变化和成长的叙事空间，且往往个人和家庭生活艰苦。故事的走向大多数并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努力改变了世界，达成相对完美的故事结局，相反地，这些根据真人形象改编的主人公，最后大多非死即伤即残，结局带有某种悲伤性。这类电影虽然有着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教育意义，但从主流电影的角度来看，观众缺乏叙事的释放感和心理的愉悦感，具有一定的情感门槛和心理压力，因此很难被更加广泛的观众，特别是渴望通过电影故事得到情感释放和满足的青年观众所心甘情愿地接受。因此，这类电影在市场化背景下，一般都不会具有很大的市场规模。叫好与叫座的冲突，一直是主旋律电影面临的巨大挑战。

而同样被认为具有主旋律特征，表现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新主流电影之所以能够得到观众和市场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电影具备了与以往不同的审美气质。首先，这些影片的主人公不再是忍辱负重的苦行僧，而是智勇双全、大开大合的“英雄人物”。从《湄公河行动》到《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即便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那些所谓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上都具有某种非凡的气质，某种使命担当和某种改变事件进程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地改变命运，这使得这些人物在平凡中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英雄气质，从而成为观众敬仰、尊敬和向往的对象；也使得这些电影表达的不再是悲悲切切的感动，而是一种风云激荡的崇高。从英模到英雄形象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影片成为观众审美向往的缘由。

其次，这些英雄并不是道德圣贤，他们大多被赋予了人性的普通性和人格的成长性。他们或者也有个人和家庭利益的小梦想，或者也会恐惧死亡，或者本身也具有常人的性格弱点。比如《战狼Ⅱ》中冷锋面对拆迁风波时的愤怒拳脚，《我不是药神》中程勇一开始不过是想通过贩卖印度神药挣点快钱……这些人物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低起点，但是他们的身份、职责、良心、担当，使得他们不得不超越自身的平常性，从而成为英雄。这种成长和选择，使得这些英雄形象具有了真实感和日常性。越是普通人的神圣性，越能唤起普通人心中油然而生的豪气和英气。“高大全”不仅容易概念化，更重要的是堵塞了观众与人物情感的共鸣通道。即便是《我和我的祖国》中，那个举着天线杆为了让大家享受女排夺冠的胜利喜悦的小孩子，都能让人感受到一个儿童身上可敬可爱的崇高感。

再次，这些英雄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具有自我选择的主动性。他们虽然有家国担当，但也都是从普通人逐渐成长为英雄的，他们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也有普通人的弱点和缺陷。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当宋佳扮演的女飞行员最终成为空中检阅的“备飞”时，她有失落和痛苦，但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内在的担当，使得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祖国需要的时候，大局目标需要的时候，能够从小我的得失中解放出来，表现出一种甘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们在特定的处境和在内心选择中，服从于道德精神和人格要求，主动作出的行为。《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当看到朋友们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他选择了铤而走险；《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作为一名消防战士，面临熊熊大火的威胁时，他选择了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更多的生命。相比那些从来没有自我利益、自我挣扎、自我救赎、自我选择的英雄形象来说，这些人物的英雄历程和境界，可以说更加真切地打动了观众。博纳影业虽然用“中国骄傲”来命名这些电影，但观众则用“接地气”这样质朴的评论概括了他们对这些自我选择的英雄的亲近和接受，中国式英雄从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强戏剧性和强动作性的正剧

对于试图最大限度地覆盖观众规模的主流电影来说，简单、流畅、紧张、缝合的情节剧和追求场面、动作、视听渲染的动作类型都是最有效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不仅情节推进快速、直接，对观众心理和情绪的控制力明显，而且往往会采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正义得到恢复，善的秩序得到维护的高潮—结局的模式，带给观众一种可以预期的情感满足和认知满足。这种正剧解决的叙事进程，往往能给大多数观众带来压力释放、道德升华和正义从不缺席的愉悦感。从这一点来说，新主流电影在这方面摆脱了过去主旋律电影过于悲情和压抑的风格，给观众带来一个快乐叙事的深度体验。

虽然众多新主流电影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即便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七个小故事，也大多具有真实事件和细节的原型，但是这些作品并不拘泥于原型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大胆地强化其戏剧冲突，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人物冲突更加剧烈，人物命运更加极致。现实主义特色最为鲜明的《我不是药神》，强化了程勇与周边朋友的情感关系，使得戏剧发展的冲突更加搅动人心。相比美国同类题材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无论是情节推进的节奏，视听的紧张度，情感的浓烈性，都更加具有戏剧性和跌宕感。而其他几部同样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的影片，如《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则更是跳离了真实事件的影响，设置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人物关系，某些戏剧性(比如驾驶员与女乘客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感，甚至受到观众的质疑。但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强化，赋予了这些影片大众气质，它们以起承转合的完整，一波三折的控制，跌宕起伏的情绪和“喜大普奔”的结局，带领观众经历了一场紧张而满足的观影体验，从而获得了观众的赞许。

这就不难理解，新主流电影为什么大多选择了动作类型片模式，即便是《流浪地球》，也是有大量动作场面的所谓“硬科幻片”。动作片更是程式化地强化了戏剧性的激烈程度和对抗程度，并且将这种激烈对抗通过枪战、太空历险等方式完全视觉化了。这些影片对外部动作激烈程度的追求甚至达到了饱和的程度。《战狼Ⅱ》《红海行动》等影片，从头到尾几乎没有间歇，动作场面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惊心动魄，这种强动作性的场面，增强了故事的可视性和节奏感，但也使这批电影的人物塑造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细心的观众可以挑剔出不少细节的漏洞。然而，几乎令人窒息的动作场面，往往会使大部分观众忽略对人物刻画深度的不足，情节细节严密性的不足，救火、枪战、空难危机和登山奇观的某些专业性方面的疏漏，自觉自愿地成为影片叙事的俘虏。人们在强戏剧性和强动作性的推动下，达成了对影片故事、人物和意义的认同和接受。这些影片所采用的强戏剧性、强动作性的正剧化叙事模式，奠定了影片在美学上的大众基础。

走向成熟的工业化、商业化模式

中国电影经过近20年的产业化改革和与国际主流电影工业的交往融合，在工业化和商业化水平上可以说得到了快速成长。无可否认，这一批新主流电影的诞生也明显有赖于它们在工业化、商业化方面越来越走向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说，包括国庆档三部影片在内的新主流电影现象，体现的正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果。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事实：第一，这些影片的镜头数量，特别是运动镜头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国产电影的平均水平。无论是《战狼Ⅱ》还是《流浪地球》，无论是《我不是药神》还是《我和我的祖国》，这些影片虽然形态不同，但几乎都有3000－4000个镜头，而且这些镜头大多是运动性的镜头。这表面看起来是技术问题，但背后却是工业水准和能力的问题。正因为工业技术上的进步，人们才能选择如此众多的机位进行不同速度、不同角度、不同焦距的拍摄。镜头数量的增加，大大加快了电影的视听节奏和叙事能力。可以说，这些影片在视觉节奏的控制力方面，与好莱坞电影已经没有明显的差距。无论是人们曾经津津乐道的《战狼Ⅱ》一开始的水下搏斗的场面，还是《红海行动》中那密集的枪战镜头，以及《中国机长》堪比《萨利机长》的空中镜头，观众完全被视听节奏所牵引，顺利地完成了叙事的带入功能。

电影工业的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就，是这些电影大量地使用特效镜头。绿幕拍摄、后期合成、CG成像几乎已经成为这些电影的制作常态。《中国机长》80%左右的镜头使用了电脑特技；《攀登者》的大部分登山镜头都是在棚内拍摄的，漫天风雪的场面大多来自后期合成；《烈火英雄》中熊熊大火的镜头也大多来自后期特效……虽然这些影片的特技完成度各不相同，有的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是从特技的使用规模、使用范围、使用频率来说，都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制作水平的飞跃发展。正因为有了这种发展，我们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如此逼真的烈火奇观、雪崩危机、空中灾难、地球冰冻、历史情景再现等等。这些电影，提供了国产片中前所未有的视觉呈现，极致、恢弘、壮烈，为人物和故事的展开搭建了波澜壮阔的大舞台。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新主流电影往往会被观众们称之为中国式“大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这种视觉呈现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匹配，这些电影中对声音、音乐的制作和创作可以说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过去大部分国产影片的音乐量都不到影片的60%，而现在这些影片的音乐量几乎达到80%－90%，更重要的是，这些音乐旋律不再是简单音乐、单乐器音乐或者现成的音乐素材，而是大量的原创的管弦乐队演奏的大音乐，音乐更加复杂，情绪表达更加饱满，主题音乐、副主题音乐、人物形象音乐、场景音乐、情绪音乐、过度音乐等等，越来越完整。国庆档这些影片，几乎每部电影的音乐都能起到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功能，许多让人潸然泪下的场景背后，其实都是音乐煽动的必然结果，甚至有的段落会觉得音乐过于抢戏、过于渲染，但在实际的审美表达中，音乐往往能够最直接地打动观众的心灵。音乐、音效的强度和表达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进步对原来的艺术短板的补充。

当然，工业化背后是电影制作成本的支撑。这些新主流影片的总投资规模基本都在2-3亿人民币以上，远远超出国产影片的平均成本。正因为如此巨大的投资，更需要项目运行采用成熟的商业模式来保障其降低市场风险。《建国大业》系列，在当时采用的是明星堆砌的方式来扩大其市场上的商业影响。但是这种模式随着观众的成熟和互联网口碑的影响，其有效性越来越低。《建军大业》中众多青年明星的采用甚至受到许多观众对“小鲜肉”的批评。而我们所谓的这批新主流电影，则在明星配置、概念选择、题材确定、营销模式方面体现了更加成熟的商业思维。明星对市场的影响力毋庸讳言，但是演员必须首先与角色匹配，明星的配置不能影响影片的品质。所以，这些影片既用成熟的演员来支撑影片的艺术品质，如徐峥、张涵予、吴京、黄渤、宋佳、张译等等，也大胆启用青年演员饰演其可以承担的角色，如杜江在这些影片中的表演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影片也会选择一些流行明星担当配角演员，增加观众的亲和度，如刘昊然、朱一龙等。整合演员资源，其实就是整合观众市场。在这方面，成功的主流电影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而像《我和我的祖国》利用王菲的演唱，《攀登者》利用“登山”概念的日常化等等，也都体现了商业营销上的更加成熟，不是追求低俗的噱头，而是直指观众的情感。

面向市场、面向观众，是电影工业化生产的目的。在这方面，主流电影可以说越来越自觉。所有市场商业的成功，其实就是定位的成功、方法论选择的成功。观众是谁，观众为什么会看这样的故事，观众看完这样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体验，这几乎是所有创作者都必须清晰回答的问题。即便是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主题先行的命题电影，创作者们也会首先明确这三个问题。在不断的讨论中，总导演陈凯歌、总监制黄建新提出12个字“历史瞬间、共同记忆、迎面相撞”的选题和表达原则，其实体现的就是这样的市场意识。可以说，没有商业模式的成熟，就不会有真正的工业规模的电影；没有工业规模的电影，就不会有真正批量的主流大电影。工业化、商业性是主流电影的市场基础，脱离了这个基础，电影的大众化、大市场规模就很难实现。

“新主流电影之‘新’，新在既不同于必须是被教化功能明显和外在的主旋律电影，也不同于商业功能至上甚至唯一的主流商业电影。其核心特点必须是被主流市场所接受、所认可、所欢迎的大众电影，但同时又鲜明地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主流价值观的电影。”新主流电影体现的恰恰是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最成功的努力。虽然在“三精”方面，这些影片仍然还有许多不足和缺陷，比如人物形象大多还比较单薄，缺乏人性深度和厚度；比如情节细节的严谨性、严密性相比动作和场面的宏大性、紧张性来说还明显不足；比如电影题材的真实性与类型选择的假定性之间的平衡还没有完全达成，造成一些作品的艺术完整度还有缺陷。应该说，新主流电影在英雄塑造、情节剧叙事、工业化水平、商业化运作等方面都跨上了新的台阶，但是如何用更有深度、更加完美的主流电影产品满足观众不断增长的对精品力作的需求，将永远是摆在电影人面前的严峻考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