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春节我和青岛籍的几位艺术家相聚，这些人大都是跟电影有关，所以席间的话题绕不开银幕。当时本人所在单位也有参与电影的意向，因而借机讨教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导演丁晟说，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以为拍电影是能赚钱的事。接着以数据说明，全国平均每年要拍摄五六百部影片，但大部分杀青之时也是封存的开始。只有少量能登上央视电影频道，极少数可以进入院线。如此一算投资电影当然是“肉包子打狗”的买卖了。那时丁晟已经执导了《硬汉》《大兵小将》《硬汉2》，跟成龙、刘烨、孙红雷、王力宏、焦恩俊等大牌明星合作，也算是有些名气的电影人了，连他都说这样“泄气”的话，看来电影不是好“玩”的。那天凌峰也在，他参与的电影《团圆》刚获过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这部由王全安执导的文艺片，集中了卢燕、凌峰、莫小棋、徐才根等老戏骨，把家庭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获了奖，但当年排不上院线档期，直到三年后才在全国放映。凌峰说，有个好剧本很难，有了拍出来上映也很难。拍电影是“苦”差事。
那次相见给我留下印象颇深：电影这行当看上去很风光，背后却蕴含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不过这是“圈里”的秘密，对观众来说，更多人喜欢电影，是银幕上传递的故事、情节、表演以及音乐、歌声。在我身边还没听说那个人不愿意看电影。尤其在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向往。倒是现在，有些人反而去电影院少了。电视、手机、电脑、功能强大的APP，让电影很容易走进千家万户，让一些“慵懒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视觉上得到享受。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进入了“衰败”，相反，动辄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票房收入，就是最好的例证。尤其今年春节期间上映的《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狂揽了近60个亿，这让许多对电影痴迷的人更加坚定了要搞电影的决心。
其实丁晟也执着地热爱电影事业，他嘴上说得谨慎，但行动起来一点不拘谨。之后我知道他又拍摄了《警察故事2013》《解救吾先生》《铁道飞虎》《英雄本色2018》等颇有影响的大片。凌峰也没闲着，一直持续在做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续集，虽未公开上映，但私下看过一些片段，非常精彩也令人回味无穷，这说明电影还是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魅力的。
电影从诞生到今天不过124年，有声电影时间更短，才90年出头，但它给人们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年轮的增长，更超出了发明者的预期。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精神食粮，让人们生活得更愉快，更健康，更美好。
说起电影，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看电影是最大的奢求
许多人愿意看电影，我当然也不例外。小时候我看的电影比小伙伴们都多，这得益于当教师的父母。当时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就包场看电影，每每有这样的机会，父母必带着我去“沾光”，久而久之看电影成了我孩童时代不可缺失的生活内容之一。其实那个年代不光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印象颇深的是一次去看早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电影院离我家挺远，步行最少半个小时，又没有直通的公交车。所以看早场必须起大早。五点多就被叫醒，大冬天家里既没有暖气，也没来得及生炉子，从暖被窝里一出来，浑身冻得发抖。但想到是看电影，也就不在乎了。简单洗一把脸，喝口热水，就跟着父亲出发了。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和哥哥，这属于违章。本来父亲不想冒这个险，毕竟要为人师表。但时间紧，不得已只好“豁出”一把。没想，倒霉事偏偏被碰上了。走了两条街，突然一声低沉的吼声传来：下来！一位穿着警服，长得有些老相的警察从旁边路口走来。还挺有本事载两个孩子，也不怕出事？父亲忙跳下车，赔着笑脸说，带孩子看电影时间来不及了。我的错，我的错。哪个单位的？嗯……父亲显然在犹豫。警察警觉地抬起了头，父亲小声说出了学校的名字。还是位老师，真有你的。父亲又是承认错误。真是看电影吗？父亲把电影票拿给他看。警察扫了一眼，又看了看四周说，别骑了，推着去吧。这个电影肯定好看。说完摆摆手让我们离开了。进了电影院坐下时，我突然发现离我们不远的座位上正坐着那位警察。父亲笑着小声对我说，是孙悟空救了我们。
学生时代看电影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在老师的带领下唱着歌，手拉手奔向电影院，那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遗憾的是这种景象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小学生看电影最大的特点是“热闹”。当银幕上出现胜利时，下面的掌声不断，当出现了坏人要做坏事时，观众席里一片紧张的唏嘘声，甚至有的在叫喊：小心，有坏人，快跑！当演到悲催处时，下面还会传来抽泣声，由小到大，最后满场一片哭声，电影变成了“哑剧”。每逢此情出现，学校提前安排的老师会吹响哨子，那尖利的哨音阵阵响起，学生们像听到警报，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但这种寂静只能保持很短时间，随着剧情发展，新的声音又会出现，于是哨声再次响起。一场电影下来，最累的是吹哨老师。
电影虽然是一种娱乐，但学生们从中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那句成语“寓教于乐”，是对这种特色教育的最佳诠释。所以，电影在人们心目中， 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娱乐。它不光是影像、故事、人物、景色，更多的是洗礼、传输和教育。人们在“黑暗”中聚焦“光明”，从中悟出一些道理，用于生活，学习，工作，甚至所有的一切。特别是孩子，电影里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对他们来说刻骨铭心，始终是他们的偶像、楷模。电影《红孩子》《董存瑞》《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里的苏宝、细妹、冬伢子、董存瑞、海娃、嘎子、潘冬子，无不是学生们学习模仿的对象。当时出现的一些孩子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事迹，背后都有电影正面人物形象鼓舞的影子。当电影《雷锋》出现时，一大批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活雷锋”涌现。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歌声伴随着雷锋的形象深入人心，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其中电影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看电影是当时许多人热切的奢求，但当年在我们那个城市，电影院很少。我住的那个区二十多万人，只有两家电影院。市中区相对多一些，但也没超过五家。改革开放前，基本都上映国产片，而且数量很少，一年有两三部就很高产了。所以，每当新片面世，电影院的春天就到了。排片很满，恨不得通宵达旦。就这样还一票难求。当时五张紧俏的电影票能换一罐煤气。煤气可要凭票供应啊！
新片一般先在市中区上映，每逢新片预告出现我会提早“谋划”，把零花钱攒起来。从我们家到市中区有六站路，步行至少一个小时，坐车八分钱。为了节省车钱，我会走一站，然后再坐车，这样就五分钱了。电影票分甲乙级票。甲级要二角钱，乙级便宜四分钱。对我而言，节约四分钱就意味着可以坐大半趟车了。有时遇上不走运，乙级票没了，只好买甲级票，而我就要多走两站路。即便这样，也高兴。因为先睹为快，可以成为炫耀的资本，讲给同学、大院里的邻居听，看着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羡慕表情，我那心里要多得意有多得意。
为电影而“疯狂”
我算是个电影迷，但在两位邻居老兄面前只能算“业余”档次。
刘彪是我们大院的老住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家仗着出身好不怕被人扣帽子，每到晚上便在马路边支上一个帆布棚子卖馄饨和火烧，生意特别火，挣了不少钱。那年电影《冰山上来客》上映，刘彪看了后在大院里逢人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尤其那歌曲太棒了！邻居们说，唱给我们听听。刘彪哼了几声唱不下去，只一个劲说好。邻居们逗他，光说好听不行，会唱才是真好。就这句话，刘彪居然去看了八遍《冰山上来客》，不但学会了插曲，连对白都背了下来。每逢客人来大棚里吃馄饨，先是听到刘彪唱《怀念战友》，然后又变成杨排长、阿米尔、古兰丹姆的对白。那惟妙惟肖的表演，常惹得客人直伸大拇指。一年多后因为“涉嫌”走资本主义道路，馄饨大棚被取缔了。正赶上征兵，刘彪去报了名，体检都过了，结果政审时因为卖馄饨这段经历被刷了下来。再后来建设兵团来招人，刘彪又积极报了名，并要求去新疆。邻居们听说后开玩笑说，要去找古兰丹姆啊？当时青岛知青没有去新疆建设兵团的任务，只能去青海。为此刘彪沮丧了好些日子，直到出发还闷闷不乐。
大院里还有位邻居，我们都叫他潘哥。潘哥就业在一家国营工厂，大家都很羡慕。因为当时就业就很难，到国营工厂更难。潘哥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电影院工作。据潘哥后来说，有一天他正在电影院瞎转，传片员骑着摩托车来了，熄火下车时不小心把脚崴了。潘哥眼尖手快，忙上去搀扶，还帮着拎着很沉的电影拷贝送进电影院。传片员很感激，对正好在场的经理说，多亏了这位兄弟帮忙，待好好谢谢人家。经理对潘哥说你进去看电影吧，不要钱。潘哥说这片子我看过好几遍了，有需要帮忙的我可以干。还没等经理回答，潘哥就拿过旁边的拖把，把地上的积水擦净。经理一看，高兴地说，以后看电影就来找我。
“敲”开了大门，潘哥真的把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电影院。下了班他不回家直奔电影院，先是帮着干些杂活，比如清扫卫生，开门透气，擦大厅玻璃，换宣传栏海报之类的，再以后经理让他帮着检票。这可是绝对信任的活，因为检票员的权力很大，一点头就可以放行。这一放行不仅可以看电影，还可以省去起码一毛多钱。那年月一毛多钱也不是个小钱。有的人家一顿菜还花不了一毛钱呢！
潘哥过足了电影瘾，新片一上映他就可以欣赏到，这让大院里的邻居很是羡慕。当然潘哥也为邻居们办好事，比如买紧俏的电影票，选比较理想的位置等等。不过若想让他免费放进去，那是痴心妄想。
潘哥有点文采，电影院都有自己的宣传栏，刊登一些观众写的观后感。有时稿源不足，电影院也犯愁。潘哥便有了用武之地。他写的观后感颇受欢迎，市里的电影公司还采用了好几篇。
潘哥想调进电影院，经理也很想要他。但因为电影院是事业单位，从工人变成“干部”，是一个大台阶，这让经理犯了难。但最后潘哥还是如愿以偿，不过是属于工人编制的传片员。传片员只要电影院放电影，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都要骑着摩托车穿街走巷，远比在国营厂里当电工辛苦。同事和邻居们都说潘哥傻，但潘哥一点不在乎，反而很快乐。这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没办法。
拍电影不光是那么回事
1977年夏天，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很神秘地说，要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我以为又要让我替他去开会。平时有些出席范围很大，又不太重要的会议，校长懒着去总是让我替代参加。不料这次不是开会，而是参加电影拍摄。
我又激动又兴奋，根据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去区团委报到。走进会议室发现一屋子人，叽叽喳喳在议论着什么。一会儿区团委书记来了，郑重其事地宣布，在座的很荣幸，即将成为“演员”，并预测不久的将来全国观众都能看到在座的形象。书记一席话，让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接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印象最深的是一定要穿得整洁，不能色彩太重，也不能“奇装异服”。有人问要化妆吗？这句话把书记问住了。他看看通知说，这个听导演的安排。又有人问，我们在剧中担任什么角色？群众，不过是很重要的群众。这回答让人有些泄气，但也鼓舞人心。“重要”两个字意味无穷。
第二天所有参加拍摄的人员全部给了公假。这些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年轻骨干，放下本职工作去充当自己也搞不清楚分量有多重的角色，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文件。电影有多牛气可想而知。
统一集合来到一所电影院前，到达时发现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脸上都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一问，都是来拍电影的。大家的脸上显然都有些困惑：这么多人哪敢说谁上镜头啊？从早上七点集合，一直到中午十一点，众多的“演员”一直在静候摄影师和导演的到来，其间无人敢离开，也不想离开，生怕影响了上镜头的机会。快十二点时，谢天谢地制片厂的人来了。一辆卡车上拉着摄影机，几个人在比比画画，然后有人用扩音喇叭大声喊：听口令，所有的人往电影院里走。反复走了十几遍，卡车开走了。大家以为去拉什么设备了，不料有人在喊：结束了，可以离开了！
累得腰酸腿痛，回到单位找个空闲办公室睡了一下午。后来知道那部电影叫《暗礁》。上映时特地找潘哥买了票去看，当出现电影院镜头时睁大眼睛找自己的形象，结果大失所望，所有群众演员都是背影，而且一闪而过，就几秒钟。
那次经历简直是笑料。不过我们大院一位小邻居却真正出演了一部电影，镜头据说还很多。这位不到三岁的孩子很漂亮，尤其那双眼睛，水灵灵透着光亮。据说剧组在全市各大幼儿园转了遍也没找到合适人选，无奈之下转向了企业幼儿园，结果发现了这位幸运的孩子。孩子母亲陪着孩子进剧组待了二十多天，吃住全免费，还送了不少营养品，但没有片酬。就这样也高兴得不得了。想想吧，上世纪七十年代能拍电影，哪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啊！遗憾的是这部名为《噩梦醒来是早晨》的电影不知何故当时没上映。邻居和孩子只当做了一场梦，好在不是黄粱美梦，后来电影还是上映了。这件事也让我有所悟：拍电影不易不说，还会有风险。那些能公开发行的电影哪一部恐怕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没有个三头六臂难以出头啊！
真正接触拍电影是2009年夏天，香港凤凰一位副总来青岛探班电影《精舞门2》，作为接待和陪同人员，我亲眼目睹了一些桥段的拍摄。比想象的简单，比认为的复杂。演员们在一个看上去极为简陋的道具平台上，几个摆设的动作，进了摄像机却成了震撼的场面，然而街头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几组连贯跟头，完成这些动作的年轻演员们却个个都有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装模作样。
电影看上去就那么回事，但在一般人眼里又充满了神秘感。它不仅是综合的现代科技与艺术，是现实的渐近线，还是最有创意的平台。所谓那么回事并非意味着简单，相反实实在在裹着真金白银。因为它带给人们的是叩动人心的精神冲击，是视觉和听觉最为直观、真实、广阔的世界。过去，今天，未来都是如此。
原标题：王溱：电影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