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365天，除了出差，每天都在研究所里，心无旁骛投入教学、科研、编辑工作，就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外出开会，休会即返。每年暑假国家组织有突出贡献专家到景区参观疗养，他都谢绝了。熟悉他的人无不为他的敬业精神和优良学风感动和佩服。他就是经济研究所的胡培兆教授。
“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学习”
还在上中学时，胡培兆就知道中国有两个名气很大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十分仰慕。1956年他如愿考取厦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王亚南校长麾下的弟子。
入学那天，胡培兆看到学校门口悬挂的横幅上“热烈欢迎未来经济学家入学”几个字，深受鼓舞。当时的校长王亚南亲自给胡培兆他们开课，讲授政治经济学专题、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等。王校长的课新鲜、生动、深刻，一些细节胡培兆至今还记忆犹新：“王校长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中，这个师傅补双鞋只要5角钱，我再有钱也不会叫那个要8角钱的师傅补。这与馈赠是两回事。”王校长的高深学问和科学精神，对他一生专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胡培兆的经济学家梦并不那么好实现。1960年毕业分配时，由于成绩优良，学校保送他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可是到校不久，学校压缩研究生规模，他被调整为助教。后来又被调回家乡浙江金华一个镇中学教书。“本来，无论在哪里，在何岗位，都是为国家分忧解难。只是不能以所学专业为国效力，内心难免惆怅和遗憾，总期望能够归队。”他写信向王校长诉说苦衷。王校长复信开导他说，社会总是美好的，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工作都理想。只要把自己永远放在进步状态，有志于为社会为人民尽一份力量，迟早总是有着落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学习，要有志气，有决心。不要太爱小面子，要经得起考验。”王校长的这句话，给在四顾茫茫极度孤寂中的胡培兆以极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安下心来，认真工作。他先是被安排教俄语，后来被安排教语文，他都认真干，成为教学骨干。他相信所学总会用上，所以不忘专业，业余惜时如金，利用所有寒暑假研读经济学著作，为《浙江日报》撰写经济专论。
十几年的蛰伏，胡培兆练就了在逆境上进的性格。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果然，1977年胡培兆被调回到母校厦大任教。回校后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就是在中学教书时写的初稿。
学者不能当“鸵鸟”
回到母校后，胡培兆在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同时负责编辑《中国经济问题》杂志。胡培兆牢记老师王亚南教导的“我们要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立志做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
胡培兆认为，经济研究的职责是面对现实研究和解决问题，从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增进人民福祉。凡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大问题，就算是爆炸性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回避，不能采取鸵鸟式的态度。所以他关注经济热点问题，大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破解难题。1979年他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观点现在虽然过时了，但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前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是重大突破和转折，可实行伊始就出现市场疲软，需求不旺。他就进行针对性研究，2004年出版42万言的专著《有效供给论》，指出假冒伪劣商品等无效供给抑制有效需求，是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从而为市场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外人看来，胡培兆个性很强。因为他认为正确的就一定坚持到底，真理面前绝不妥协。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外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有人说资本家又回来了，剥削又开始了，让投资者有后顾之忧。
胡培兆想，与其让这些问题空白着尽人窃窃私语，不如公开用科学理论去阐明它。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他大胆提出，我们不能离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来看进步与腐朽，不能离开客观经济规律的运动趋势来判断是非。从良心和道义看，剥削是不能容忍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就必须容许一定范围内的适度剥削存在。他从1988年开始，先后撰写了《简论剥削》《再论剥削》等文章，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综合分析，对剥削重新定义，提出资本、技术、土地等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创造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即财富创造，是价值创造的前提，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是合理的，只要各得其所，就不是剥削。只有侵犯劳动权益的格外所得部分才是剥削收入。对剥削收入不仅不能欢迎，还要反对。他这些超前性的研究、创新性的见解，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说他是“为剥削张目”，有人说他这是搞“自由化”。但他不怕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经过讨论，取得多数人共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愁眉苦脸哪能有好成果”
胡培兆是这样看待研究生和导师的：顾名思义，“研究生”就应该是研究中深造，“导师”应该是指导学生学习。所以导师主要不是要给研究生多少知识，而是启发他们的思维逻辑和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对学生的时间安排、论文写多少这些事儿，胡培兆不怎么管。他说，学问是精神产品，精神欢愉才会产生灵感，愁眉苦脸哪能有好成果。他闲时常和学生爬山、交谈、切磋。他从不给学生定论文数量，而是引导学生多读经济学原著，多读经典。这样学生反而更有灵感更有积极性写论文，有的学生毕业前就发表了十多篇文章。
已经退休的管理学院教授翁君奕，曾是胡培兆的博士生。对胡老师宽严结合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印象深刻。当年胡老师给他们授课时，探讨大于归纳，从不下定论，而是引导大家讨论。但胡老师对学生的思想倾向、学术标准这些该严的，很严。1994年入学的时候，翁君奕已经是经济学院的副教授，但胡老师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要求。翁君奕把自己写的一篇小论文送老师审阅，取回来一看，上面用红笔一处一处认真修改过，连个别的字词、标点符号都作了标注。“胡老师身教重于言教，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一生受益。”翁君奕说。他博士毕业后，胡老师还一直鞭策着他的研究和教学。
从1991年至今，胡培兆先后培养的博士研究生30多人，他们大多数人成长为经济学研究教学、经济建设等各行业的骨干。
只要自己署名的文章必亲写
几十年来，胡培兆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文论40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载17篇，出版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资本论>研究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国有资本论》《经济学本质论》等十几部。由于成果显著，贡献突出，他由讲师直接被晋升教授，并被授予各种奖项和荣誉称号：1985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年“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个。
成果多了，名气大了，各种头衔也纷至沓来。对于各种头衔，一切商业性名人录，包括世界“杰出”名人录，胡培兆一概拒绝。但如果确属党的事业需要，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理论经济学组）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理事、中组部“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这样的“帽子”，他不会推辞并且切实履责履职。
针对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作为教育部社科委学风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胡培兆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他提出，根本解决抄袭剽窃等不良学风问题，要“两手抓”：一方面对涉案者要“零容忍”，严加处理；另一方面要不断改善学术环境，营造出使不良学风无立锥之地的“零空间”。
胡培兆忧心的是，一些学术刊物收取版面费的歪风，非常有害于学术研究。所以他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坚决“不卖版面，以质量用稿”，并且不刊用两人以上署名的文章，以防止有人在别人文章上署名搭便车。他自己身体力行，自己的文章每一篇都亲自写，也从不在他人主笔的文章上署名搭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