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催生阴谋论，自古皆然，无论西东。公元3世纪，西普里安瘟疫在罗马帝国暴发，“基督徒散布瘟疫”的谣言四处流传。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犹太人和所谓的“女巫”成为替罪羊。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流行的阴谋论是“德国人乘潜艇把瘟疫带到美国”，或者是爱斯基摩人搞的阴谋。中国古人常常相信，瘟疫是邪恶的鬼怪。最近，比尔·盖茨成为阴谋论者的攻击对象，不少美国人指责是他秘密制造病毒，目的是用疫苗操纵人类。总之，大灾大难必定谣言四起。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力量令普通人震惊，专家日益成为阴谋论的主角。尤其是二战之后，各种专家阴谋论更是喧嚣尘上：失去良知的疯狂科学家，与无良资本家、无耻政客勾结起来，利用科技手段密谋并实施奴役老百姓的大阴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遭遇的阴谋论攻击——“病毒是武汉病毒所人工合成的”“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出去的”——就属于典型的专家阴谋论。阴谋论者穿凿附会、捕风捉影，编造“武汉病毒所零号病人”“P4实验室人员将实验用动物售卖牟利”等各种细节，在网上迅速传播和整合，最后传得有鼻子有眼。病毒是否人造、是否可能泄露，都有科学方法可以判定，不是谁都可以信口胡说的。可是，尽管世界顶尖的病毒学家纷纷出来辟谣，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无稽之谈。实际上，被卷入专家阴谋论的不光是武汉病毒所，美国2019年7月关闭的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也被攻击为病毒泄露的源头。
最近几十年来，各种阴谋论越来越盛行。并非只有中国老百姓喜欢阴谋论，比如有调查发现20%的西方人相信光明会秘密控制了世界。很显然，阴谋论越来越盛行，与人类进入网络时代有关。通过网络，各种观点传播更自由、更宽松、更便捷，阴谋论得以快速形成和流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几乎同时，关于武汉病毒所的谣言就出现了。
科学家成为阴谋论中的“反派”，有很强的时代背景。首先，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民众无法消化吸收，普遍对高新科技感到陌生、怀疑、忧虑甚至恐惧，致命病毒研究更是让人毛骨悚然。其次，基于商业考虑，大众传媒和大众文艺偏爱专家阴谋论的“卖点”，电视和电影中充斥着疯狂的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造成大家对科学家的偏见。好莱坞电影《传染病》《生化危机》等，均有实验室人造病毒泄露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情节。最后，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技术治理社会，专家权力的确越来越大，让人怀疑专家滥用权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关专家一言一行牵动所有人的目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一些病毒学家在国外杂志发表论文，开始被指责没有把心思花在抗疫上，后来又被称赞为及时通报信息、有力地证明中国没有向世界隐瞒疫情。
疫情阴谋论往往以颠倒或曲折的形式，反映出抗疫工作的某些问题，值得政府和专家关注。它提醒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专家与公众的沟通，及时公布和传播疫情相关信息、数据和知识，消除社会恐慌情绪，也提醒政府切实注意在生化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阴谋论源远流长，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消除。如果真组织第三方专家去武汉病毒所调查，阴谋论者会说“既然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怎么可能调查出来呢”，或者说“调查组跟他们串通一气”。在人类早期历史上，阴谋论是有神论的翻版，对神主宰一切之信仰的翻版。当科学昌明后，瘟疫阴谋论的主角从魑魅魍魉、巫师疯子和异教徒转为病毒学家和医生。
阴谋论不可消除，并不代表它是对的。有的阴谋论一听就很荒谬，有的则乍看起来像模像样，但它们与科学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科学允许并可以对其结论进行观察和实验检验。而阴谋论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就像说“上帝是男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最关键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阴谋论不能救人救命，科学才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
理性分析，并非绝对不存在阴谋。但是，当代社会非常复杂，有自身运行的规律和趋势，少数人的阴谋很难扭转社会既定发展方向。阴谋家策划半天，最终不能如愿，或者完全落空，或者偏离之前的预想。大规模的阴谋论涉及很多人，每个人想法各不相同，既难以协调，更难以长期保守保密。总之，阴谋论听起来像模像样，细想起来是不可能完全实施的。武汉病毒所要真搞了阴谋，纸能包住火吗？
阴谋论不可消除，并不代表它是好的，不代表听之任之。阴谋论误导民众，情绪性和非理性明显，往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阻碍疫情防控和对真正有用问题的关注，把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武汉病毒所被攻击为邪恶阴谋的化身，科学家的病毒研究工作受到不小影响。一个理性的现代政府，绝不会公开支持阴谋论，利用国家力量煽动民众狂热情绪。
有关疫情的阴谋论贬损科学家的形象，否定专家在专业问题上的话语权，甚至完全否认高新科技在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领域的正面价值，传播极端的反科学错误思想。历史经验表明，阴谋论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强烈到一定程度，会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因此，对于疫情期间的阴谋论，应组织专家进行澄清、辟谣，主动将更多公众引向理性和科学。
一言以蔽之，面对疫情，相信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有效抑制瘟疫阴谋论，才是战胜病毒、结束灾难的正确途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