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机关党支部的姜立军。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何建明先生的《王淦昌：中国式“巨人”》一文，节选于《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一书，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描写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语言，详细记叙了王淦昌为了我国“两弹”的研制，为了我国核物理的发展，为了我国科技的强大以身许国、隐姓埋名，默默无闻而又惊天动地的一生。全书很好地诠释了“两弹一星”的中国精神，彰显了自主创新的中国力量。
王淦昌：中国式“巨人”
他是一个特别神秘又特别有趣的人。他一生口头上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有趣”。而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国家最“有趣”，也是最高机密的事：研制核武器。
他实实在在、全程地参与了中国的“两弹”——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在一长串功臣人物中，他的光芒可以用“无人可比”四个字来作定语，因为他是王淦昌。
我没有为同一个人写的作品进行续篇修订的习惯，但对王淦昌先生例外。因为20年前我作为第一个作家为他的事迹“立传”时，除了自己的功力不够成熟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国家最严密保护的“绝密人物”的许多事还不允许被揭秘，所以也就无法真正把王淦昌先生的许多“有趣”的事完整地写进去，这样给外界造成了许多的误解和习惯。比如一说“两弹元勋”，人们就会想到邓稼先；一说华人获得诺贝尔奖时，就会赞美李政道、杨振宁……由此这些人物便在公众印象中特别熟知。确实，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和著名科学家。
可读者知道吗？邓稼先见了王淦昌先生可是毕恭毕敬得叫你难以想象。有一张照片是邓稼先衣冠不整地站在王淦昌先生身旁那么拘谨的神情，看后叫人有些好笑。邓稼先是王淦昌的学生和助手，每每王淦昌有事叫他时，那邓稼先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延缓，这是习惯，也是邓稼先本人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基础。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全球华人中第一次获此殊荣者。李政道获奖时只有35岁，其成就足够他骄傲一辈子的了！然而，李政道在王淦昌面前同样是毕恭毕敬，因为李政道也是王淦昌的学生。当年李政道当王淦昌的学生时，王淦昌已经有两次机会与诺贝尔奖拥抱，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得上名的少数几个中国著名科学家之一。
王淦昌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科学成果中，特别是在俗称“两弹”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他是名副其实的功臣和主要贡献者。
“两弹”到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怎样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太清楚。那我就说一句这样的话：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快70年了（截至本文发表时），即使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升至全球第二，我们的高速列车飞驰在世界最长、最快的道路上，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的城市全球最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可是所有这些“第一”，如果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依然会是随时被人欺凌的二流、三流国家，遭灭亡的灾难也可能随时降临……这就是有没有“两弹”的差异。因此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毛泽东在世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否不被别人欺负，手中握不握有原子弹是绝对的砝码。
中国之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被各种反华势力所威胁，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原子弹，以及还有比原子弹威力更强大的氢弹。原子弹和氢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技术的航天技术，我们合称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科技成果，这也是中国巍然挺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不易摧毁的“长城”。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尊敬“两弹一星”功臣，其理也在于此。
1942年，王淦昌在浙江大学第一次开设原子核物理课，这在中国大学里也是第一堂原子学课程。这一课程的开设，不仅让浙大拥有了一批后来的新中国核专家，也让中国高校物理学走上了世界科技的前沿。王淦昌因此有“中国核物理学奠基人”之称。这也是后话。
漂流中的浙大由于搬迁而搞得教授力量人员分散。湄潭开课后的许多课程，需要一个教授兼任几个老师的课程。王淦昌更不例外。1943年，王淦昌担任浙大物理系主任。当“官”就得干些行政工作方面的事，这对埋头只管科研与学问的王淦昌来说，是件头痛的事。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工作，但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做。”王淦昌又用“有趣”来解释他第一次当“官”的经历，说：“从此我除了在湄潭给同学上课、做实验、处理系里的一些事情外，还经常要到离湄潭15公里远的永兴去，因为物理系一年级在那边。每次去我都是步行，到那里听取物理系老师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每年新生入学我必定去，跟物理系的新生见见面，谈谈心，我总是对他们说，物理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都是它们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事，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把公式和数据化当作一门“很美”的学问，这是王淦昌对物理学和原子学的理解，他一生醉心于这样的“很美”的科学之中，同时又影响和教育学生也跟着他去认识和感受这样的“很美”，这就是王淦昌，这就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战争与艰苦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科学追求。当时已经走在世界物理学前列的中国物理学家们仍然坚持学术高峰论坛和交流活动。中国物理学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而浙大和王淦昌就是当地这个学会的中心。每年的物理学年会如期召开，“浙大物理系在年会上先后宣读过50多篇论文，而我本人也有8篇论文在年会上发表。”王淦昌如此感慨道：“这些成果的取得来之不易，那时候连电灯都没有，不要说先进的设备了。学术研究资料也不多，做实验用的废旧汽车引擎发电，用酒精和木炭代替汽油；有时候就在炎热的太阳下，利用太阳光做实验；讨论科学问题，经常在晚上进行。点亮油灯，大家坐在木头上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格外认真。现在青少年可能不理解，因为你们不会知道由于国家科学文化落后受人家欺凌的滋味。当时我们就是一心想着为国家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尽职尽责。我们认定，为了祖国的强盛而从事科学事业，是最美好的生活与工作。”
（朗诵文摘编自《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原文作者：何建明，朗诵人：姜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