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科学经典，弘扬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机关第二党支部的高大鹏。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钱学森先生所作的《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这篇文章是钱学森为《郭永怀文集》作的序，也是特别为纪念同窗益友郭永怀而作，于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文如下：
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现在已是80年代的第一春，还要倒数到第十一个冬天，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而这是世界风云多变的三十个年头啊。我第一次与他相识是在1941年底，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在航空系的有林家翘先生，有钱伟长同志，还有郭永怀同志和我，在地球物理系的有傅承义。林先生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傅承义同志专的是另外一行，钱伟长同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1946年秋，郭水怀同志任教于由西尔斯主持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我也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相隔近三千公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的知己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9年我再次搬家，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所以再一次开车西去，中途到康奈尔，这次我们都结了婚，是家人相聚了，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西尔斯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我们都是冯卡门老师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比上临界马赫数问题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的来源。
郭永怀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两项重大成果，是因为他治学严谨而遇事看得准，有见识；而一旦看准，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见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功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我以后再见到永怀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因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形势才能转变，我们才能回国。所幸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有亿万人民的团结，迅速强大起来了，我们都比这个日程早得多回到祖国，我在1955年，他在1956年。
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一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由于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郭永怀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中最好的评价！
我们永远忘不了郭永怀同志，《郭永怀文集》是一件很好的纪念品，于2009年再次编辑出版，钱学森的这篇文章也被再次收录于文集首页。从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郭永怀在科技领域所作的重大贡献，以及献身新中国建设的崇高品德，字里行间里流露出钱、郭两人的深厚友谊，以及对好友的缅怀之情。我们年轻一代的力学工作者应当学习、传承和发扬他们身上闪耀的科学家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